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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本法律诉讼研究

添加时间:2018-03-31 18:05:09   浏览:次   作者: www.dxlw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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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法律硕士论文,法律硕士共分为两个方向,分别是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其中法律硕士(法学)只能由法学类专业本科生就读,法律硕士(非法学)只能由其他专业的本科生就读。(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法律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绪 论
 
2016 年 10 月,世界银行发布《2017 年度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报告对全球190 个国家和地区营商环境进行评估,中国位居第 78 位①,这与 2014 年相比排位上升了 18 位,有所进步,但依然与我国位居世界第 2 位的经济规模和经济体量反差鲜明,世界银行的上述报告主要从法律环境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进行考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背景下,法律制度和规则已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领域。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发明之一,公司制度是推动国家商业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工具,其在促进商业发展、规范经济运转、创造财富和提供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司的发展直接关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作为公司制度中的支撑性制度之一,公司资本制度与公司治理机制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公司法设计目标实现②。随着全球经济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在制定公司法时,均已经开始重点关注满足国情需求的本土化公司融资制度,同时平衡股东、公司与债权人三方利益,兼顾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在“简政放权”和引导创新创业的背景下,我国在 2013 年底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降低了原有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要求,此举可以说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商事法律制度方面的映射。作为公司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支撑性制度之一,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取得法律人格的基础。2013 年《公司法》修订虽然延续了法定资本制,但是认缴登记制、注册资本取消最低额限制、登记事项简化等新确立的法律规则都修正了原有公司法项下的资本制度,对我国传统的公司法原理和制度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③在此背景下,股东的出资义务如何认定?股东、公司、债权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如何平衡?如何均衡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诸多问题相伴而生。毕竟公司资本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与国家的经济结构、法律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基于对市场交易的安全考虑,早期公司立法通常都采用严格的法定资本制,通过采取强制干预政策来确保交易主体的偿债能力和对外担保能力。这种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市场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利益,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在损害了投资者参与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同时,公司的清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资产,完全依赖公司注册资本制度并不能完全确保交易安全,因此,公司注册资本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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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的基本框架
本文第一章为“公司资本诉讼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公司法》修订的历史,从法定资本制入手,从 1993 年《公司法》、2005 年《公司法》的资本制度,逐步分析当前《公司法》采用认缴登记制带来的重大意义和潜在影响。特别是,我国 2013 年《公司法》改革有“过于匆忙”之嫌,缺乏学界和实务界的讨论和论证,此时立法上的调整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中的挑战。此外,对于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进行分析。本文第二章为“认缴制改革下的股东瑕疵出资诉讼”。认缴制对股东瑕疵出资最明显的影响在于期限。没有了出资期限的法定约束,股东很可能藉此名正言顺地“空手套白狼”。与之相反,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绝非认缴制改革的恶果,虽然普遍认为对“大资本”的追求是股东瑕疵出资的主要动力,但对内争夺股东利益恐怕是更直接的动因,它们绝不会随着资本制度的改革而消失。由于认缴制取消了验资程序,商事制度改革以“简政放权”为指导思想,现行《公司法》的违法阻却作用减弱,加之瑕疵出资行为的去罪化,民商事法律规制瑕疵出资的责任极大地加重了。虚假出资作为行政色彩浓重的语词,应当逐渐消失,而替以出资不实等专注民事色彩的词汇。为平衡认缴制改革导致的“宽进”,应构建更严格的股东瑕疵出资责任体系。(1)应构建层级式的股东瑕疵出资契约法责任,优先尊重当事人缔约时的意思自治,法院不宜过多介入商事契约的违约金调整。(2)为应对出资期限的章定,应构建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由于该制度实质上加重了股东的出资责任,因此法院在适用时应采取谨慎的层级式分析。(3)为应对公司治理法律更重的规制瑕疵出资责任,应构建更严格的股东除名制度,广泛适用于对资本原则的侵犯行为,尊重合法的公司决议,但也要制定相应的救济措施。本文第三章为“利益平衡下的公司增资诉讼”。就企业增资来说,公司设立取消最低资本额的要求,企业必然将原来设立的初始融资转移到后续的增资过程当中,完善增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其本质问题在于如何在追求融资效率的目的下实现增资中的利益平衡,立法和司法上如何掌握这之间的尺度是本章主要的主要分析内容。笔者认为实现融资效率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公司法改革的方向,因此应着力维护增资效率化和稳定化,不能轻易认定增资协议的解除。但是,在我国目前市场信用水平不高,道德风险频发的状态下,决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实现融资效率,对于侵害小股东股权比例的恶意增资以及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对赌协议的利益失衡,应当坚决予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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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资本诉讼的基本原理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各种社会交易制度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1993 年《公司法》采取严格法定资本制也是出于确保市场交易安全的考虑。相比 1993 年《公司法》,2005 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在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要求方面进行大幅度放宽,同时对注册资本的缴纳机制进行了灵活处理,将之前僵化的一次性足额实缴制改为分期缴纳制。201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公司法》修正决议案:放宽了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要求,为投资者和企业营造更为自由、活跃、公平的市场环境。本章就当前有关公司资本制度原理、公司资本诉讼的特征、法定资本制改革前后的争论及挑战等方面进行总结。学者普遍认为 2013 年《公司法》改革有“过于匆忙”之嫌,缺乏学界和实务界的讨论和论证,亟需从实践角度观察制度修改的影响以及衍生出的新问题。资本问题涉及公司资本“融、投、管、退”的各个环节,公司资本诉讼并非当下法院列明的公司诉讼案由,而是一系列与公司资本相关的诉讼集合,但基于资本制度的特殊性,各类案件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故本章首先讨论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原理,然后在之后四章中分别选取四类典型公司资本诉讼案件,集中予以观察。
 
一、公司资本制度的分类与缘起
通常来说,我们所指的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的整个资本运行过程,包括资本的形成、维持、退出等体系性制度。但这种主要涉及具体增资、减资、出资瑕疵的制度体系是狭义的公司资本制度。与此相对,广义的公司资本制度的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包含除了具体制度体系之外的其他概念外延和配套制度。本文所研究的一般是指狭义的公司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Statutory Capital System)又称为确定资本制,是指公司在设立时,章程中对公司的资本总额作出明文规定,明确要求股东认足全部资本后,公司方可成立。而且公司成立后,如果需要增加资本,必须履行一系列的严格的法定程序。法定资本制是由法国、德国公司法所首创,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被奥地利、意大利、瑞士等国家所接受、吸收、发展,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中应用较多。授权资本制(Authorized Capital System),又被称为核准资本制,是指在公司设立时,由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资本总额,其中的一部分资本被认缴后,公司即成立。剩余未被认缴的资本可以随时由被授权的组织机构(一般指董事会)发行。授权资本制是由英国、美国的公司法创设,美国是其中较为典型的的国家。折衷资本制(Compromise Capital System),又被称为许可资本制,是指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资本总额,股东认缴一定比例的资本数额后,公司即成立。剩余未被认缴部分由发起人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限内面向特定对象或者不特定对象发行,但发行总额不得超过法律限制。折衷资本制是一种借鉴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一种合成型资本制度。目前,世界范围内有日本、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实行这一资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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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困境与争论
本质上,作为股东出资设立的盈利组织,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股东财产或股东经济手臂的延展(Peter and Puxty, 1991),①而资本制度表现为股东与公司之间财产进与出的法律规则群(Bayless and James, 1997)。②由于股东在公司财产控制中的“优势地位”,当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时,债权人的利益很难得到应有保护(Myers, 1977),③因此法定资本制度规则设计的初衷便是当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或资不抵债时,为债权人提供保护(Payne, 2008)。④法定资本制下,股东出资形成的注册资本是公司对外债务的一般担保,如此才能实现股东责任与公司责任的分离,才能实现“所有的债务都是公司这种人造实体的债务,而不是公司股东的债务”。⑤从法经济学角度而言,公司资本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为公司股东与外部债权人之间提供信息披露,降低二者之间的“金融代理成本”(FinancialAgence Costs),避免逆行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Armour, 2000)。⑥很多学者抨击法定资本制度规则设定的初衷并没有实现:Berry(1993)认为债权人在与公司进行交易的时候,主要关注公司的资产状况和资本缴付情况,甚至不在意公司成立的注册资本;⑦Jonathan R. Macey 与 Luca Enriques(2000)认为其对债权人保护是成本高收效低,⑧对债权人帮助不大(Wolfgang, 2004)。⑨Frank等(1991)认为公司的债权人分为自愿债权人和非自愿债权人,也称为“可调整债权人”和“不可调整债权人”,前者主要是依照市场机制和公司资本制度担保等,自愿与公司进行契约交易的债权人,如银行、供应商等,此类债权人自我保护能力较强;后者则主要是指公司侵权之债的债权人,如产品责任或环境问题中的受害者等,这些人对公司资本额大小的应对和调整能力较差,⑩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对后者的保护效能显著降低。此外,早在 1979 年,Smith 和 Warner 就提出在公司运行过程中,债权人可以借助合同法等进行自身权益保护。①基于最低资本金难以承担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重任(Paul, 2008),②该制度本身与其设计初衷并不协调,20 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在废除严格法定资本制上取得共识,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取消了严格法定资本制的最低限额要求,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如美国在 1969 年颁布《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eAct, MBCA)后,各州基本上废除了最低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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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利益平衡下的公司增资诉讼...........69
一、公司增资制度的基本原理..............70
(一)增资制度的基础理论...........70
(二)对赌协议的理论之争...........76
二、公司增资诉讼的实证观察..............80
(一)公司增资诉讼的争议焦点 .................80
(二)对赌协议纠纷的司法分析 .................82
三、我国公司增资制度的理论反思......85
(一)增资协议解除:维护公司增资交易安全........85
(二)恶意稀释小股东股权的保护机制:赔偿抑或还原机制?......88
(三)优先认购权的制度选择 .......91
(四)对赌协议的完善路径...........94
第四章 债权人利益保护下的公司减资诉讼...........105
一、公司减资制度的理论展开............106
二、公司减资诉讼的实证研究............119
(一)公司减资诉讼的总体性分析............119
(二)公司减资诉讼具体问题分析............124
三、债权人利益维护下的公司减资制度完善................129
第五章 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下的股权转让诉讼.................139
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限制条款的司法认定..............140
二、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指导案例 67 号的反思....156
 
第五章 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下的股权转让诉讼
 
公司是以一定数量的已缴付资本为基础进行交易,从公司建立至注销解散,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便是资本的融、投、管、退。所谓资本的“退”,即是指公司资本持有者希望将出资环节缴纳的公司资本出资变现,来实现退出公司之目的。减资是股东退出的方式之一,但实践中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减资往往受到严格条件限制,相关诉讼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股权转让则是最为常见并且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资本退出方式。股东为实现资本退出,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往往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其一,股权不同于其他物权,股权的多重属性决定其在权属转移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股权中身份权,也即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要素;其二,为实现资本退出,股权转让过程必然包含所有权变更与对价支付。因此,本文在第五部分,重点观察当下讨论较为激烈的章程限制条款和 67 号指导案例。我国《公司法》第 71 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限制做出了明确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股权可以自由转让。但如果对外转让,则存在两个层次的限制。一是需要过半数的股东同意,另一个则是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但为了防止过度限制,法律也规定了无法取得过半数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不同意对外转让的股东应该购买该转让股权。但是,面对这种法定安排,事实上公司也具有一定的选择权,可以在章程上做出例外约定。也即,公司法倾向于保护有限责任根本的人合性属性,但也充分尊重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公司法》之立法本意在于保证股权转让中的人合性,并且之前多数案例也体现如此观点。但最高人民发布了指导案例第 67 号“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则同时反映了股权转让中的人合性问题,以及资本问题。首先,人合性问题。汤长龙与周士海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分期付款事宜。股权转让款共计 710 万元,在一年内分四次付清。至此,双方已经达成合意,不存在人合性问题的争议。其次,合同履行问题。协议签订后,汤长龙在支付第一笔价款后,但第二笔价款逾期未支付,周士海以公证方式向汤长龙送达了《关于解除协议的通知》,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理由是以汤长龙构成根本违约,其理由是《合同法》第 167 条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出卖人的解除权。股权转让合同可以参考买卖合同的规定,但并非当然参考,不同类型的股权转让合同存在不同适用的路径。指导案例 67 号并未重新阐释《合同法》第94 条与第 167 条的关系,二者关系仍然在传统认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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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在“简政放权”和引导创新创业的背景下,我国在 2013 年底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降低了原有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要求,此举可以说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商事法律制度方面的映射。各国资本制度演进的智慧告诉我们,目标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规制路径必须相同,任何一项法律制度调整与修正,都与其生长环境密不可分,均需要精心培育与修正。本文分别选取瑕疵出资诉讼、增资诉讼、减资诉讼以及股权转让诉讼四类公司资本诉讼中最为热点且争议较大的诉讼类型,从实证视角观察制度运行的现实反馈,并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股东瑕疵出资的方式多种多样,追根溯源,其本质是对不同公司资本原则的侵犯。认缴制对股东瑕疵出资最明显的影响在于期限。没有了出资期限的法定约束,股东很可能藉此名正言顺地“空手套白狼”。因此,为平衡认缴制改革导致的“宽进”,应构建更严格的股东瑕疵出资责任体系,构建层级式的股东瑕疵出资契约法责任,优先尊重当事人缔约时的意思自治的同时,构建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以及更严格的股东除名制度。
其二,增资制度本质问题在于如何在追求融资效率的目的下实现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提高融资效率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公司法改革的方向,因此应着力维护增资效率化和稳定化,不能轻易认定增资协议的解除。但是在我国目前市场信用水平不高,道德风险频发的状态下,决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实现融资效率,对于侵害小股东股权比例的恶意增资以及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对赌协议应当坚决予以否定。
其三,为顺应此轮资本制度的修改,我国公司减资制度的价值追求应当转为平衡公司经营自治与债权人保护。就公司自治而言,在法律规则设计上将公司减资事由、减资方式归为公司自治范畴。就债权人保护而言,在区分形式减资和实质减资的基础上,明确公司减资以直接通知为主公告通知为辅,并确认实质减资的生效时间为履行债权人保护程序之后,为债权人设置减资停止请求权和减资无效请求权,与此同时引入形式减资简易程序,允许形式减资免除债权人保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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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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