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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供骗供行为的法律法学规制

添加时间:2018-04-11 19:54:21   浏览:次   作者: www.dxlw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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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法学论文,法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特殊的科学,研究“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法学肯定法律对于社会的制约和调整。从而,法学成为教育全体人民遵纪守法,具有特殊的价值。(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法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引 言
 
在我国目前的侦查讯问中,诱供骗供现象较为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有立法、司法实践和制度方面的问题,诱供骗供作为侦讯实践中常用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危险,以非法诱供骗供手段获得的口供真假难辨,导致虚假口供顺利进入庭审并被采纳,产生了许多冤假错案。对诱供骗供问题的分析,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是研究性文章的数量还是少数,国内外的主流观点认为诱供和骗供作为取证手段,在侦查讯问中有一定的容许性,多数论著和期刊文章对刑讯逼供的关注度远远大于对诱供骗供的重视程度,且忽视了刑讯逼供背后的非法诱供骗供才是虚假口供的源头。有些实务界人士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揭示了诱供骗供的危害,但是这种关注只是表层上的研究,对诱供骗供的关注普遍性不够高,关注程度也不深,可见,学界和实务界对诱供骗供问题的研究是相对滞后的。再从我国的立法规定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严禁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进一步具体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最具权威的司法解释对“等”字的内涵做出了解释,然而却并未包含引诱、欺骗的任何内容,这种模糊不清的立法规定,使得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以引诱和欺骗方法取得的证据如何使用产生困惑,也让诱供骗供之风在侦查讯问中大行其道。
诱供骗供行为的越界使用不仅容易侵犯被讯问者的人权,与国际大背景下保障人权的诉讼理念背道而驰,而且为冤假错案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也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不利于社会公正,影响社会稳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诱供骗供行为进行论述。本文从诱供骗供的概念入手,分析了其含义、特征、分类和具体表现形式,通过分析我国有关诱骗供行为的立法现状,并结合案例分析诱骗供行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状,揭示出此类行为存在的问题,进而明确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因其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所以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防范对策。本文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首先,有助于明确立法规定,方便司法人员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有明确的适用依据,能够统一适用法律,解决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诱供骗供式的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但是诱供和骗供作为重要的侦讯策略,在司法实践中却频繁出现,引发了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对诱供骗供行为进行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可以解决我国立法对诱供骗供行为规定模糊的问题,明确且统一地指引侦查和司法工作人员的相关行为,有助于解决立法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降低其发生的各种风险。其次,有利于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更好地完成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任务。威胁、引诱、欺骗式讯问方法对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进而破获案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诱供骗供行为却可能会影响被讯问人供述的自由意志,导致虚假供述的发生,极易造成冤假错案,侵犯被讯问人的人权。转变侦查讯问人员的诉讼观念,健全我国相关的证据立法,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可以规范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促进今后的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开展,从而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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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诱供骗供行为的概念界定
 
(一) 诱供骗供行为的含义
《辞海》中“诱”的解释为“使用手段引诱,利诱。”“骗”的涵义为“欺蒙、诈取,用诺言或诡计使一个人上当。”“供”是指口供、供述,也叫自白,既包括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即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也包括在审判阶段的供述,即被告人的供述。英美两国对“自白”的理解有别,英国普通法规定,“自白”是指刑事案件中的被指控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其有关方面做出的不利于己的认可。①美国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将自白定义为,一项被指控犯罪的被告人揭示自己的犯罪,并排除合理的相反推断的陈述。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供述”和“辩解”一词经常出现在一起,分别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辩解。这里的“供”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或者办案人员在侦查阶段的讯问中获得的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口供。在“诱供”和“骗供”中,“诱”和“骗”都是一种手段,是侦查人员为获取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使用的“引诱和欺骗”的手段。诱供”即通过利益引诱或者教育感化的手段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骗供”是指使用欺蒙、诈取的手段,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有罪的供述。诱供和骗供的主体为讯问者,即侦查人员,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客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内容是侦查人员通过采取引诱、欺骗的方法,获取嫌疑人的供述,目的是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查找其他能够与之相互印证的证据,从而确定罪犯破获案件。虽然现代刑事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要达到仅仅依靠获取物证和相关的检验手段就能侦破案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刑事案件发案率面临着持续走高的现状,通过讯问查明案件真相是便捷而高效的侦查方式,适当的引诱和欺骗对于及时获取案件线索和证据,节省司法成本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1]为了使侦查讯问的证据功能和调查功能得以发挥,侦查人员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侦查手段,使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诱供、骗供在此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侦查人员获得口供,并利用口供找到其他相互印证的证据,从而侦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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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诱供骗供行为的特征
根据上文对诱供、骗供含义的分析,可以看出侦查讯问中的诱供和骗供行为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诱供、骗供行为具有直接性。自封建社会始,口供即占据了“证据之王”的地位,“无供不定案”、“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断案观早已深深扎根在办案人员的头脑中,即便随着法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切案件,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对被告人定罪和处以刑罚。”但是源于办案人员受到根深蒂固的“口供观”的影响,加上口供本身具有最强的证明力,是所有证据种类中最能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类型,因此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尽快侦破案件,在侦查讯问中,使用诱供和骗供的审讯方法成为侦查人员偏爱的取证手段。诱供、骗供行为具有虚假性。侦查讯问具有极强的目的导向性,即突破嫌疑人的口供,从而找到相关线索,得以侦破案件。办案人员在这种目的的指引下,采用引诱和欺骗的策略,千方百计地从嫌疑人口中套取相关的案件信息。在面对顽固的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可能会基于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使用越界的诱供和骗供方法获取口供,根据自己的推测主导嫌疑人的供述内容,这时的口供实质上已经掺入了侦查人员的主观臆断,被污染的口供真实性显著降低,尤其是当嫌疑人为无辜者时,诱供和骗供行为获取的口供虚假性则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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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诱供骗供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14
(一)不合理的口供观.......14
(二)不彻底的证据立法.............15
(三)不完善的侦查讯问制度.....16
1.侦押监管机制不完善..........16
2.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制度不完善......16
3.侦查监督制度不完善..........17
4.侦查讯问的配套制度不完善........17
四、诱供骗供行为的危险性分析........19
(一)案件真实性风险.......19
(二)道德风险.........20
(三)法律风险.........21
(四)社会风险.........22
五、诱供骗供行为的防控策略............24
(一)转变侦查人员的诉讼观念...........24
(二)完善我国相关的证据立法...........25
1.合理区分合法的讯问策略和非法的诱供骗供..........25
2.正确处理非法诱供骗供行为程序后果............26
3.明确建立完全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27
(三)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28
 
五、诱供骗供行为的防控策略
 
非法的诱供和骗供行为容易产生虚假供述,从而影响案件的审理质量,上文中分析了诱供和骗供的危险性,由此可见,为了预防和减少两种行为造成的各种危险后果,对诱供和骗供行为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需要明确相关的法律规定,约束侦查人员的取供行为,增强实务中操作的规范性,降低非法取供行为的发生概率,从而减少虚假供述,预防冤假错案。通过对诱供和骗供成因的分析,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因从不同角度对诱供和骗供行为进行规制,以下是笔者提出的一些规制的办法和完善的建议。
 
(一)转变侦查人员的诉讼观念
侦查人员的“口供中心主义”取证观指引着他们的取证行为,并决定了这种行为具有本质上的偏向性,犯罪嫌疑人因此被事前推定有罪,以非法诱供骗供方式取证现象引发的危险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而且在实践中无法得到规制,引发多起冤假错案。因此,引导侦查人员转变诉讼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取证观念,规范取证行为是极为必要的。为此,首先,需要侦查人员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诉讼理念,其次,摒弃有罪推定的诉讼理念,再次,确立效率与合法兼顾的诉讼理念。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曾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精神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吸纳,但是还需要广大公安司法人员努力突破根深蒂固的“口供观”,真正理解并将这一精神融入到实践中,才能发挥它的价值引领和行为指引作用,只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深入人心,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法诱供和骗供行为的发生,从而降低各种后果风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18 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但是在侦查实践中,有的侦查人员受到“有罪推定”价值观的影响,只听取嫌疑人的有罪的陈述,忽视嫌疑人的辩解,甚至将辩解视作嫌疑人认罪态度不好的表现,以此来威胁其做出有罪供述。此种理念是错误的,与法治国家的做法相悖,应当被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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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于不确定的保障中,每个人都可能是冤假错案的下一个受害者,所有人的权利都岌岌可危。张氏叔侄案的评价中有这么一句话发人深省:“十年十人,本不相识,命运交缠,有人死去,有人咬牙活着,有人得到盛誉,有人将他人作为工具使用,有人在无辜者的哭声中不能安眠。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之中,因因相循,彼此影响,直至无穷。”正如著名记者、主持人柴静所说,“没有法律保障谁都可能被冤到死亡的边缘。”①由于诱供骗供行为较刑讯逼供更为温柔和无形,在实践中不容易被发现,以此类手段获得的证据更难以被排除,导致虚假供述顺利进入庭审并被用作定案的根据,冤假错案由此而生,我们姑且称之为“隐形杀手”。诱供骗供行为引发虚假供述作为冤假错案的源头问题,其造成的风险并不比刑讯逼供小,然而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其危险性认识显然不足,不仅在立法上规定不严谨,没有具体的程序处理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更为混乱,导致侦查讯问中的非法诱供骗供行为十分猖獗,这种非法取供行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规制,冤假错案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因此笔者认为,诱供骗供行为有必要得到法律的规制。本文从诱供骗供行为的立法缺陷和司法乱象以及侦查人员根深蒂固的“口供观”揭露出其产生的原因,并从此类行为的结果分析出其在案件真实性、道德、法律以及社会秩序方面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而提出一些规制的对策。首先,矫正侦查司法人员的诉讼观念,牢固树立正确的取证观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其次,从立法上明确诱供骗供行为的合法性界分标准以及具体的程序处理措施,并删除“嫌疑人具有如实供述的义务”的立法表述,从而确立完全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原则,进而缓解司法实践中在非法证据适用上的混乱局面,将易造成冤假错案的非法口供排除出定案依据之外,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最后,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建立侦押分管机制,建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制度,完善录音录像制度的保障机制,健全检察引导侦查的监督机制,构建辩护律师在场权制度,完善这些制度目的即是对侦查讯问中可能出现的非法诱供骗供行为提供强有力的监督,尽量避开虚假口供的源头,从而降低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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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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