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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冤狱防范制度的法学法理分析

添加时间:2018-06-06 18:34:18   浏览:次   作者: www.dxlw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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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法学论文,法学同法一样,是有阶级性的。奴隶主、封建主或资产阶级的法学,生根于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它们的共同任务在于维护和巩固剥削阶级的经济关系,为确认和发展对剥削阶级有利的法律关系作辩护。(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法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
由于冤狱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冤狱对司法权威、人权的巨大危害,努力限制冤狱产生成了古今中外司法实践中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中国古代冤狱防范的制度与现今冤假错案防治在部分方法和背景环境上具有继承性,因此古代中国司法实践中对冤狱防范的关注与不足对于我国现今冤假错案防治措施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学界关于冤狱防范的研究不胜枚举,可以说这不是一个新的理论研究方向,但是纵观学者的这些著述,多是关于冤狱防范制度、经验和方法的探究。针对这些制度、经验、方法背后的时代背景、理论、文化、人性考量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所以本文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探究中国古代在冤狱防范上一些典型制度和方法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情理、文化以及人性本身的思考,掌握其合理之处及不足之处,从而对中国当代冤假错案防范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也是本文选题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所在。
 
二、选题的实用价值
近年来,冤假错案的追究和防治工作被提上日程,成为了新时代对“司法公正”的底线要求,积极探求有利于冤假错案防治机制构建的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论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冤狱防范制度、方法背后的理论分析,找出跨越时代背景下的一些共通点,以对现实司法实践中的冤假错案的防范以有益的借鉴或者警示,并运用到现实立法过程之中。这是本文选题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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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现状
对于中国古代冤狱防范制度,学界的研究大概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单就一种制度做典型分析,比如胡仁智的《西汉使者循行“举冤狱”之制考析》系统介绍了“举冤狱”之制作为一种冤狱发现和纠正的特别机制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和局限性;江涛、张先昌在所作的《录囚制度的历史嬗变和现代省思》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录囚制度的缘起、发展和兴盛的原因以及对当下司法改革的启示;周永坤的《“出入人罪”的司法导向意义—基于汉、唐、宋、明四代的比较研究》中分别介绍了“出入人罪”制度在汉、唐、宋、明四代的发展特点。钱付涛《中国古代司法官吏责任制度的内容及特征》从内容和特征两个方面对古代司法官吏责任制度做了总结。张琳靖《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兼论中国当代信访制度》对中国古代直诉制度作了考察和评价,并结合中国当代的信访制度做了对比分析。另外一种是以一个朝代或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的理冤制度为对象做总结性的分析,比如赵安玉所作的《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理冤制度》一文全面介绍了包括复审制度、直诉制度、录囚制度、监察制度在内的冤狱防范的具体制度,并且重点介绍了封建统治者重视理冤制度的原因。徐忠明《清代司法的理念、制度与冤狱成因》一文系统介绍了清代司法的基本理念、制度结构、宏观背景和微观原因。吴海航《中国古代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一文重点介绍汉代董仲舒“论心定罪”和宋代“翻异别勘”程序对冤狱防范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冤狱防范制度产生的文化、理论依据等方面,陈景良主编的《文化底蕴与传统司法》,从法律思维模式、法律价值观念和法律文化三个基本范畴做了阐述;张晋藩《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一文探讨了法律传统的特征。马作武主编的《法律史思辩录》从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的考证与驳论、人物与思想、传统与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司法传统中的典型特征做了介绍。陈金全、汪世荣主编的《中国传统司法与司法传统》中传统司法文化及其现代化、历代司法制度等章节都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一文从中国古代大量生动的司法案例中分析出许多令人深思的法意。胡兴东、李杰、黄涛合编的《判例法的两面:中国古代判例选编》通过精选元、清两朝 348 份明确引用的司法判决书中的个案,呈现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基本特征,为本文寻求古代在具体司法过程中防范冤狱的司法智慧提供了具体的样本。范忠信与郑定、詹学农合著的《情理法与中国人》从“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角度,阐述了预防和解决纠纷的公共政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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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冤狱及其成因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冤狱的内涵
何为“冤狱”,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未有定论,立法上也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界定。一般指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被追诉的人因为法官不公正与不合理的审讯断狱,枉法裁判,而无辜入狱,出自于《汉书·魏相传》:“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①,而后见 唐骆宾王《萤火赋》:“知战场之有燐,悟冤狱之为虫。”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疑自宋相传有十五贯冤狱”。具体来看,所谓“冤”是冤屈之意,即替罪羔羊,无中生有,无罪受罚。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沿袭传统的,社会及法律层面的价值判断,与中国古代普通百姓对案件审理结果的主观感受直接关联;所谓“狱”是狱讼的意思,《周礼·大司徒》载:“而有狱讼者。”注:“争罪曰狱。”②《春秋左传》载“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③中国古代对“狱”的界定,由春秋时期专指刑事案件到汉代以后兼指刑事案件和犯罪羁押场所。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特定的场所是为了调查案件、审讯犯人设置的与近代为执行限制、剥脱自由刑罚所设置的监狱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讲中国古代的“冤狱”,仅指刑事案件且在拘禁待审阶段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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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古代冤狱的成因分析
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中国古代的冤狱危害甚大,对一个家族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想要防止冤狱发生,必须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诚然,本文是研究中国古代冤狱防范制度,但是只有充分了解了冤狱产生的原因,才能在根本上分析这些防范制度和方法,是否“对症下药”,以及真正找出防范效果不明显的症结所在。笔者通过阅读文献和归纳总结,认为中国古代冤狱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原因:一是根本原因,是指人性本身的弱点、人类认知能力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的局限性、司法勘验技术落后等不能解决或暂时不能解决的客观因素;二是关键原因,是指由于皇帝专权、行政与司法不分、重实体轻程序、人权保障意识淡薄等体制、机制原因和司法理念差异造成冤狱的因素;三是直接原因,是指有罪推定、口供定案、刑讯逼供、司法腐败等由于司法人员人为因素及未严格执行法律造成的冤狱。中国自古就有对人性善恶的探讨。孟子是性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⑥主张人之性善是出于自然天性的。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人物,将“恶”的核心归结于“利己”,因为要为自身利益考虑,人有贪欲、色欲等,所以必然会发生纠纷。但是站在“趋利避害”人之本能的角度来分析,性本善和性本恶并非根本对立,两者的区别其实最终落在了是否损人这个点上,也就是本文所讲的人行为中的“恶”。具体在冤狱产生方面的表现便是“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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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冤狱防范制度.......15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冤狱防范制度的思想渊源与理念 ..........15
第二节 中国古代冤狱防范制度的具体体现 ......19
第四章 中国古代冤狱防范制度的特征分析.........33
第一节 浓厚的“人治”色彩 ........33
第二节 重“情理”而轻“正义” ....34
第三节 重“内部的控制”缺“对抗的司法” ....36
第四节 重“慎刑”而忽“效率” ....37
第五章 以史为鉴:当代中国冤假错案防范机制的完善 .........39
第一节 冤假错案防治工作发展的近状 ..........39
第二节 中国当代冤假错案防治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 ........41
第三节 中国古代冤狱防范制度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42
 
第五章 以史为鉴:当代中国冤假错案防范机制的完善
 
通过上文对中国古代冤狱防范的制度的分析,可以表明:冤狱的防范贯穿于中国古代司法实践的始终,尤其在王朝的更迭中,统治者深知冤狱引发民怨,对统治根基的威胁,所以用他们的智慧,在不动摇自己对司法控制权的前提下,不断总结着经验教训,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防治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各种制度和法律建设,也有方法和道德层面的追求。应该说,中国古代冤狱的防治机制是发达的,也是成功的,对封建统治者上情下达,防止民怨沸腾、整饬吏治、扭转世风,社会安定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从冤狱防范的效果来看,它又是失败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冤狱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防范和纠正。当下,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高度重视冤假错案的防治工作,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中国古代冤狱防范的制度不仅可以为我们当下制度的建立寻求路径延续的合理性,最重要的是可以给我们以反思和警示,以求建立更加完备的冤假错案防范机制。
 
第一节 冤假错案防治工作发展的近状
弗兰西斯·培根曾说:“一次错误的判决,有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错误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102冤假错案的发生指的是国家的司法机构打着维系社会正常秩序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旗号,禁锢无辜者的自由甚至葬送其生命,严重地危害了被冤枉者与亲属的合法权益,同时使司法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损害国家的尊严与良好形象,这也是我国近些年一直饱受国外人权施加压力的焦点。国家对于防治冤假错案予以高度的重视,沈德咏指出“防治冤假错案,要如同对待洪水与野兽那样”。自 2013 年开始,法律界普遍感受到法院在产生变化,特别是吸引公众瞩目的冤假错案平反事例十分密集。有人说这是“运动式平冤”,容易出现“治标不治本”,但是通过随后“疑罪从无”原则的重申,“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落实以及一系列“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举措,不得不说重新燃起了民众对国家法治的信心,通过上表可知,“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环环相扣,不断向纵深推进,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层对防范冤假错案的决心体现。进一步突出司法权威,要求侦查、批捕、起诉等环节都要按照裁判的标准和要求运行,确保审判程序的合法化、正当化,防止非法证据进入最后的裁判结果,真正做到从制度上防范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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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当代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能力是有限的,面对纷杂的案件,再有经验也是一定会犯错的。那么在面对一些事实无法查清的疑难案件时,依然要求法官正确判决,否则就需要对其追责。那么这和古时候苛刻的的法官责任制度又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古代司法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也就一定会在现实中重演,比如消极办案,调解结案;或者为了规避责任,回避风险,将疑难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还有比较典型的后果就是越演越烈的“法官离职潮”,法官会在进行综合考虑的前提下展开“成本与收益”分析,如果他发现所投入的时间、耗费的心思和其收益、待遇之间不匹配,并且还面临着因失误而遭受惩处的风险时,离开就成了他最佳的选择。因此,不管是为了惩处犯法者,还是为了警戒后人,亦或是弥补受害方,均需要深入追究刑事冤假错案之缔造者以及各相关责任人,不过需要对其范围予以适当限定,只惩处的确存在过错或者知法犯法的办案者。若办案者依法办案,主观方面未出现任何纰漏,但依旧导致了冤假错案,无需被追责。①此外,对司法人员责任追究的具体类型在制度设计时可以采用“列举式”的方式,比如司法腐败、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明确了追究的范围,才能让真正“公正不阿,一心为民“的好法官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能够大展身手,而不是畏手畏脚;最后,在追究责任的同时,要为改过自新提供机会。因为国家培养一名优秀的司法人员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的,一个司法人员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司法岗位也绝非一日之功,我们要对犯错的同志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是“一刀切”的粗暴处理,这样才不会让理性的法官作“成本”分析后选择逃避,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司法人才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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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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