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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硕士论文范文精选(5篇)

添加时间:2018-02-27 16:50:07   浏览:次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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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又称个体经济学,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生产者、单个消费者、单个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的一门学科。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亦称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分析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运行及其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提出微观经济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关心社会中的个人和各组织之间的交换过程,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其基本理论就是通过供求来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下面小编整理了5篇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


导读
防范县级经济主体存在的风险必须要树立一套适宜中小企业的法律风险评价预警机制,企业的法务部门也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在法律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完成信息共享。  
首先,公司管理方面,《公司法》中对企业注册时股东的出资额以及出资年限都有硬性的规则,但是县域经济微观主体常常由于带有政府颜色,在股东注册时带有瑕疵。调查发现,很多公司方式上均契合《公司法》关于有限义务公司设立的规则,但理论上的夫妻店、一人股东还是占很大的比例;企业章程制定流于方式,很多企业在注册公司时,根本没有对公司的章程认真细致的讨论,很多条款都是泛泛而谈,而并没有显现出章程关于公司和股东的重要性;企业不注重组织结构的设计,大多数县域经济企业并没有明晰的组织结构,这样常常招致权责不明,且很容易呈现决策不民主、不科学的现象。           
其次,合同管理方面,很少的县域经济主体在签署合同时会检查对方的主体资历和理论履约力,并且只需少部分企业会请律师参与起草合同,其他的则是采取订单或者是应用下载的格式合同,以致是口头商定。在这种情况下,合同管理制度和合同监视机制极为缺失。         
再次,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随着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招致企业用工本钱进步、违法本钱加重、用工难度增加、用工风险增加。新法对雇主(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恳求,假设仍旧按照以前的阅历来处置劳动合同将对企业产生不利的结果。因此,在新法实施3-5年左右将是那些忽视人力资源风险管理的企业劳资纠葛的高发期。而县域经济主体企业中有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规章制度的很少,能够严厉执行的就更少。劳动合同签署中很少企业采用规范的劳动合同签署以及由专业律师参与起草的劳动合同,其结果是招致劳工诉讼案的增加,进而使企业运营本钱上升,风险扩展。最后,学问产权方面,很多县域经济主体在政府的辅佐下从事学问产权的开发和应用,但是同时主体极容易忽略学问产权的法律风险防范。学问产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商标、专利和著作权。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作为市场竞争利器的学问产权越来越为企业所认识和注重,但是也有很多企业在学问产权问题上存在问题,关于学问产权的诉讼案也越来越多,这都是由于对学问产权的法律风险不够注重所致。           
在存在诸多法律风险的情况下,县域经济主体仍然对其不够注重,这给企业的展开带来了很多的隐患。企业中法务部门长期不被注重,没有一家企业的法务部经理由企业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担任。公司法务部作为企业至关重要的风险防范部门,并没有上升到企业战略的层面上得到高层的注重;另外企业对法律风险防范上的投入不够,企业法律培训存在空白与缺失,固然很多企业都终年设置法律顾问岗位,但其延聘的目的多是事后纷争的处置,而不是事前风险的预防。由于法律效劳没有渗透到企业展开进程的各个环节,从而使得法律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排解,一旦迸发便会招致法律危机,这对企业的伤害将是致命的,所以本文以下提出针对县域经济微观主体法律风险一些细致的防范措施。下面谈谈县域经济微观主体法律风险的防范            
(一)增强法律风险防范认识             
鼎力推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并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中法律风险管理的重点从事后处置法律纠葛向事前防范转移。法律顾问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企业适用的法律法规,分类、分层展开法制教育活动,进步企业员工特别是企业指导人员和运营管理主干的法律素质和法制认识。        
(二)构建一套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国外企业设立的法律机构形态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集中方式,即企业设立独立的法律机构;二是分散方式,即企业在每一个业务范畴都有法律顾问,直接受分管业务的副总裁指导;三是混合方式,即企业既设有独立的法律机构,又在各个业务部门配备专业法律顾问,担任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事务。县域经济微观主体可以在自创国外企业的阅历基础上,别离自身的特性开发出适宜自己的一套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首先制定企业规章制度,对劳动合同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劳动纪律、操作规程、奖惩罚法等做出规则,尽量把法律风险化解在规范的常规管理之中。然后要树立一套适宜中小企业的法律风险评价预警机制,定期对可能呈现的法律风险中止调查,对可能遭遇的法律风险做分门别类的整理归结,然后请资深律师或法律专家对相似法律风险中止集中评价,按风险的种类和大小将其分为不同级别,尔后对类似或相同法律风险构成较为成熟的防范方式。再次是要定期抵消费运营的一线员工进步法律学问,培育全体员工依法办事的思想方式,在每个风险控制点各司其职,构建稳定的法律风险防范根基。          
(三)加强企业内外部之间的沟通            
 国外企业的总法律顾问要依据企业业务展开的需求担任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处置、征税、公益捐赠、公司与雇员的劳动合同关系、各种保险事务等。由于法律环境的千变万化,企业的法务部门一定要与外界坚持良好的沟通,随时控制法律的动态变化。另外,企业的法务部门也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在法律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完成信息共享,逐步树立法律工作先期介入业务的工作方式,让法律人员全面了解业务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置问题,有效预防法律风险。            
(四)加强企业的管理与控制           
对法律风险的严重风险控制点要予以足够的注重和管理。树立严重运营活动法律检查机制、加强企业合同管理,防范合同圈套微风险。将合同从订立到实行当作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管理,从谈判、签约、担保、审批,到最后的实行结算,都应制定规章制度来定期考核,同时注重合同的证据保管工作,降低合同风险。加强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的纵向管控,保证了公司整体法律风险的防范。


范文二:


导读:
通过对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和了解,硕士毕业论文范文本文就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转型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与此同时,由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推动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也日益受到重视。政府的作用是多维的,仅使用GDP和与之相关的税收作为惟一度量业绩的方式,让地方政府仅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忽视科教文卫等民生工程的投资(乔宝云等, 2005);为了保持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也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选择。同时,初始禀赋的区别会造成地方政府对公共品投资激励的分化,进而扩大了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Cai and Treisman, 2004、2005)。另外,地方分权也是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周业安等, 2004;傅勇与张晏, 2007)、高能耗和高污染(王永钦等, 2007)、土地违法(梁若冰, 2009)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在地方官员GDP锦标赛晋升激励和中央权威政府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下,如何优化地方分权方式和路径日益变得重要。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文献相当缺乏。近年来,省级以下政府财税体制“省直管县”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优化政府管理层级和各级政府经济权限的重要步骤,也为我们研究地方分权结构提供了极佳的案例。相对于其他省份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省—市—县”行政管理结构,浙江省从1992年就开始将部分地级市财政权力和行政权力逐步下放到县;山东、湖北、湖南、辽宁、河北、江苏、河南、安徽、广东、江西、吉林等省及自治区从2003年开始也在局部实行了以“扩权强县”为核心的“省直管县”试点改革。2009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规定到2012年底前,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将县级财政跨过地级市,在确定收支、转移支付、财政预决算、资金往来和财政结算方面与省级财政对接。对已有试点绩效的研究不但能为未来的全面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政府分层和权力结构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一个转轨国家的新的证据。
与本文最接近的研究是才国伟与黄亮雄(2010),他们选取了中国500个县2000~2007年的数据,考察了财政“省直管县”和扩大县政府经济管理权限试点的影响因素和绩效。与他们使用宏观数据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特色在于检验“扩权强县”对县辖企业发展的作用。①之所以从微观角度研究,原因在于:首先,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企业绩效的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②区域经济总量的良好表现毕竟是由微观企业绩效增长加总而成的,县辖企业绩效能较好地反映县域经济发展。其次,理论上对生产要素的竞争是“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成立的主要渠道,而现实中县辖区内原有工业基础一般较薄弱(相对于市而言),招商引资因其在提高本地区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增加税收等方面效果最明显,已经成为许多县政府的优先选择。“扩权强县”对经济发展如果存在正面作用,其各种机制大多是通过转化为较好的投资和企业生存环境,进而提高企业的绩效来实现,通过企业层面数据能更深入地检验这一理论体系成立的微观机制。再次,地方政府对企业在行业管制、税费收取和信贷支持等方面的微观政策会对企业绩效有深刻影响,显然这些政策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是不平衡的。因此,企业层面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政府行为对不同企业发展的结构性影响,进而能更为细致地考察转型国家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最后,从计量方法上看,由于企业对于政府试点改革选择的影响力较小,同时以地域作为划分企业是否受到改革作用也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因而能对改革的效果做出一致性的估计。现有的财政“省管县”试点改革在不同的省份方式存在区别,我们选择实施较早,体制比较成熟的浙江省为研究的对象。由于“扩权强县”制度类似于一个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或准实验(quasi-experiment),本文在分析策略上借助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消除不可观测变量,比较干净地验证了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检验发现:“扩权强县”对县辖企业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无论是回归系数还是其显著程度,对县辖区内的非国有企业的影响都要高于国有企业。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简要分析当前“省—市—县”分权结构的弊端,介绍浙江省“扩权强县”制度背景;第三节介绍计量方法和指标设计;第四节报告经验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并分析其成立机制;最后是结论。
二 “扩权强县”改革的制度背景
(一)“省-市-县”分权结构的形成背景及缺陷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政府体系和行政区划体系,包括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地级市、自治州)、县(县级市)和乡(镇)共5级。历史上市与县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城市化水平差异,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同一级。1982年开始,为了打破计划经济以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农村拉动作用,全国各地方行政体制实行了“市管县”的改革。①有关资料表明,截至2004年年底,全国334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中,已有269个“市管县”形式的地级市,占全国总数的80%以上,地级市管辖的县数量占全国县总数的70%。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早期,地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者,体制上最大的好处是降低了省政府需要协调庞大数量县市一级政府引发的信息收集成本问题,而以城市作为区域发展中心的非平衡发展战略也对当时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市管县”的弊端日益显现。在财政分权和官员GDP锦标赛晋升激励下,市与县存在“同构”辖区竞争的关系,而市对下辖县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的整合是以行政权力为导向的,这不可避免的出现机会主义倾向。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所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幅上升,扭转了之前财政过度分权的种种弊端,但由于上级政府的政治优势,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逐级向下,最终落到县、乡等基层政府。市政府不但将财政压力作为征收指标下达给县政府,现实中,还采用以下两种渠道集中县财政资源:第一,通过政治上的优势,将县辖区内盈利能力较强和税基较大的项目留在地级市。既减少了县财政收入,也降低了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
第二,随着财权向中央集中,转移支付变得至关重要,①而市政府也往往截留财政拨款和指标,“漏斗财政”、“市刮县”的现象比较普遍。以湖北省为例, 2003年湖北实行“省管县”改革前,全省市本级通过财政体制、结算集中和截留省补助资金等方式集中县(市)财力3. 3亿元,平均每个市约2000万元(张通等, 2006)。上述情况加剧了县级财政,特别是贫困县财政的困难,降低了县级政府公共品投入。②当前大量经济欠发达的县财政收入十分紧张,通常还需优先满足行政费用和机构工作人员的收入支出,于是预算内支出往往仅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普遍存在“吃饭财政”现象。与此同时,省以下各级政府仍然承担着辖区内大量公共品的提供职能,于是便出现基础政府权责不对等的状况,导致科教文卫投资严重不足,③这无疑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当市级政府下达的财政指标或自身的支出难以完成时,基层政府的职能部门可能会通过名目繁多的制度外收费来弥补,这种征收往往因为政府自由裁量权较大而以隐性和不可验证的情况出现,容易出现侵犯私人产权、掠夺市场微观主体的倾向,恶化了企业的生存环境。已有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和财政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有深刻影响,其对市场的“援助之手”转变为“攫取之手”,而前者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陈抗等, 2002)。综上所述,当前“市管县”财政体制抑制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而以“扩权强县”为核心的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有逆于上述过程,因而可能更有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扩权强县”也可能弱化地级市作为地区协调的功能,从而使地方分权的弊端进一步扩大。比如县级政府的恶性竞争会加剧,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会出现在县际之间,进而减少了地区分工的好处。因此,“扩权强县”是否能提升效率仍然需要较严格的检验。
(二)浙江省“扩权强县”制度背景由于历史上国有经济薄弱,城市经济并不发达,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浙江省尽管也增设了地市级政府,但在财政结算关系上仍然保留了“省直管县”,这大大削弱了行政“市管县”的效力,结果便是扩大了浙江省县级政府的财权和经济管理权限。在财政体制上,浙江省长期以来县(市)财政与市(地)财政一样都直接同省在体制上挂钩,市(地)一级不与县(市)或所辖县市在体制上产生结算关系。财政指标由省直接下达。转移支付直接从省返还到县,杜绝了市政府从中截留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浙江省针对“省管县”后,县级财政收入的来源往往比较单一,面临较大风险的情况,出台了不少类似保险和激励的制度创新。
首先,在税收留成方面,从1994年起,市、县财政提高了“两个20%”,即地方财政收入增收额的20%留存到市、县,同时税收返还地方财政增加额的20%。其次,浙江省适当照顾少数贫困县和海岛县。1995年后对17个贫困县和次贫困县(后扩大到30个市、县),实行“两保两挂”政策。①2003年,又对“两保两挂”财政政策做了调整和完善,市、县在确保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确保完成政府职责的前提下,实行省补助和奖励与其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增收额挂钩。这些政策为县级财政提供了保障,也提高了县级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激励。当前,在各省试点改革中,财政被省直管和县行政经济管理权限扩大通常是同步的。比如湖北省2004年在全省范围内实行财政“省直管县”,并逐步将“扩权县”由试点扩展到全省范围内,并将须经市(州)审批或由市(州)管理的行政经济管理权限,改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管理,其他省也有类似的做法。②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就对13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了扩权,内容主要是扩大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 1997年,允许萧山、余杭实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
2002年8月,浙江再次深化改革,省级机关逐步减少了50%以上的审批项目。同时,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三个区,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这种“直管”还扩展到社会管理职能,如出入境管理、户籍管理、车辆管理等,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的所有方面。次年,浙江省政府又将上述试点推广到省内所有的县。近20年来,以财政“省直管县”为基础,浙江省逐步完善了对县级政府行政性放权和财政放权的制度安排,其效果是比较明显的。2003年,县域经济所占浙江省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8%,之后的几年也增长迅速,连续数年有30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而与浙江地理位置临近,各项条件相仿的福建,虽然在2003年下放了少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到县,但相比浙江改革较为滞后,县域经济发展速度也明显较浙江缓慢, 2000~2005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数量逐年递减, 2000年8个县(市)入围, 2006年仅3个县(市)入围。由此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政府治理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
三 计量方法和指标设计
当前,虽然地方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正常运营,但在辖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项目审批、土地出让和税费收取等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管理权限和影响力,特别是掌握包括土地在内的关键要素的控制权,可以说对辖区内的市场和企业绩效有决定性影响。②因此,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结构高度影响着它与市场、企业的互动关系,反过来,对市场和企业绩效的经验研究也就能检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效率。在此,我们主要验证浙江省“扩权强县”对县辖企业成长的作用。由于诸多不可观测因素(历史、文化以及其他制度安排)同时影响企业发展,在计量方法上,本文通过构造“控制组”和“实验组”,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消除上述不可观测量,进而识别制度差异对企业成长的因果效应。
(一)估计方法双重差分方法在国内政策评估经验研究中,③一般以政策实施的时间为界区分实验组(treatment group)的样本是否“被试”。本文的方法略有差异,采用地理位置来识别企业是否受到“扩权强县”政策的影响。①2003年以后,浙江省大多数县的“扩权强县”改革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而福建省的改革相对缓慢。我们分别以两省的县辖企业作为是否受到“扩权强县”影响的“实验”样本。之所以选择福建,是因为它的土地面积,人口规模、文化传统等地理社会环境与浙江比较相似,而且同处于东南沿海,其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假定,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制度变化对两省县辖企业的冲击是相同的。②但仅比较两省县辖企业绩效差异并不足以识别“扩权强县”改革的效应,为分辨其他不可观测的变量,我们将样本扩大,以两省市辖企业作为控制组(control group),对其进行差分处理。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两省的地级市在财政上都是与省直接结算,对市辖区内经济管理权限也相差不大,市辖企业不受“扩权强县”改革的影响,③但受到两省历史、文化和其他经济制度的影响。下面说明具体的估计方法。令yijk表示企业的绩效或发展速度(j=0,1,其中j=0表示福建省,j=1表示浙江省;k =0,1,k =0表示市辖企业,k =1表示县辖企业,下同),根据前面的分析,“扩权强县”改革可能对其有影响,假设企业增长回归模型是:yijk= cons+βkjx+uk+χ′β+αj+εijk(1)  其中χ是一组控制变量。x表示是否进行“扩权强县”改革的虚拟变量,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估计双重差分系数βkj。uk表示除“扩权强县”制度影响外,县辖企业相对于市辖企业异质性的虚拟变量。模型的随机项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中αj表示浙江、福建两省除“扩权强县”制度以外,在历史、文化及经济制度方面差异。显然,由于αj不可观测,仅用两省县辖企业绩效期望的差分E(yi11|χ,u1) -E(yi01|χ,u1) =jk+E[(α1-α0) |χ,u1]并不能得到βkj的一致估计。但我们可以用市辖企业作为控制组(control group),通过市辖企业差分E(yi10|χ,u0) -E(yi00|χ,u0) =E[(α1-α0) |χ,u0] =E[(α1-α0) |χ,u1] =E[(α1-α0) |χ]估计E[(α1-α0) |χ,u1]。后两等式成立,是因为我们假设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浙江、福建两省不可观测变量(历史、文化和其他经济制度)对市辖企业和县辖企业的影响相同, 因而uk与αj线性不相关。经过两次差分,我们有jk=E(yi11|χ,u1) -E(yi01|χ,u1)-{E(yi10|χ,u0)-E(yi00|χ,u0)},恰好是“扩权强县”效应的一致性估计。因此,为了估计模型(1),将其转化为:yijk= cons+βkjdkj+βjdj++βkdk+χ′β+εijk(2)  其中,dk是表示企业注册辖区级别的虚拟变量,dk=1和dk=0分别表示企业注册在县或市;dj是刻画企业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dj=1表示是浙江省,dj=0是福建省。dkj则是一交叉项,表示企业受到了“扩权强县”效应的影响,根据定义,浙江省的县辖企业dkj=1,否则dkj=0。
(二)对估计方法合理性的讨论从现实中看,大部分省选择试点改革的县并非是随机抽取的,而是经过精心挑选。被选择的“扩权县”往往经济基础较好,财政能力也较强。但也有像江西省那样,在2007年将所有的12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试点的案例。这都说明,“扩权强县”改革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取决于省、市、县政府之间的博弈,通常来说,由于内生性问题,使用县级宏观数据的检验估计的系数是不一致的,比如说,谈判能力较强的县本身经济发展的潜力可能较大,在扩权以后更好的经济表现不一定是由制度变化造成的。本文的研究从三个方面比较好的避免了上述问题。首先,我们选择浙江省2003年以后的数据,此时改革已比较完善,并且推广到全省,不存在改革先后的差别。其次,我们使用的是微观数据,无论政治博弈的过程多么复杂,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对浙江、福建两省的是否进行“扩权强县”改革几乎没有影响。最后,采用地域划分县辖企业是否“被试”也有较强的外生性。企业短期内对浙江、福建两省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也难以有直接影响。因此,上述讨论说明我们的研究内生性较弱,即可以假设E(εijk|dkj,dj,dk,χ) =0,从而获得βkj的一致性估计。
(三)指标设计本文在被解释变量上,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来定义被解释变量企业发展速度。这也是度量企业成长的常用指标(Lang et a.l, 1996)。同时,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销售收入和资产增长的扭曲,我们用浙江、福建两省相应年份的工业品出厂指数对其进行了修正。回归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为“扩权强县”改革,在本文中是县辖企业与地理位置浙江省的交互项。此外,微观层面我们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 (1)企业规模: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能已经完成先期投资,进入增长更为平稳的时期,具体指标是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2)企业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几乎所有的公司研究文献都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影响企业绩效,因此我们控制企业财务杠杆,指标计算方法为企业负债总额/企业资产总额。(3)人均工资增长率: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要素价格影响着利润函数,因此在回归中加入了企业的人均工资增长率。(4)企业类型虚拟变量:显然企业所有制会影响企业内部激励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因此,我们引入企业类型虚拟变量,国有控股企业取1,非国有控股企业取0。最后,考虑到不同行业的差异性,我们引入企业所在的二位数行业的虚拟变量;同时宏观形势和总需求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模型还控制了浙江和福建两省的实际GDP增长率,①这也是比年份虚拟变量更好的刻画企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指标。
四 检验结果
(一)数据来源本文的微观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职称论文范文此数据库包括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其他工业企业,数据指标包括资产总量、销售额、债务、职工人数和工资等财务指标。由于浙江省在2002年“扩权强县”改革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根据研究需要,我们选取了浙江、福建两省2003~2005年注册在市区(包括市辖区)和县的全部企业数据。另外,浙江、福建两省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浙江统计年鉴》和《福建统计年鉴》。需要交代的是,微观数据中只有被解释变量和工资增长率用到了2003年的数据,其他解释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04年和2005年。
(二)描述性统计由于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我们将全部样本区分为4个子集:浙江的县辖企业(实验组“被试”)、福建的县辖企业(实验组没有“被试”)、福建的市辖企业(控制组)和浙江的市辖企业(控制组),并将其重要指标描述性统计归结于表1。直观上看,实验组中是否“被试”效果还是明显的,无论是销售收入增长率还是资产增长率,浙江省县辖企业的均值都高于福建省。这种区别既可能是由于“扩权强县”改革,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历史、文化和其他经济制度造成的,还可能是由企业财务结构、行业前景、员工素质等个体差异带来的,所以还需进一步严谨地统计检验。  
另外,表1显示,福建省企业的人均工资增长率平均高于浙江省企业。同时,浙江省企业的杠杆均值高于福建省企业,这可能是因为浙江省民间金融较为发达,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较低的缘故。
(三)回归结果分析应用双重差分模型,我们分别以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结果列于表2和表3。考虑到可能存在异方差,所有的系数都是稳健性方差估计。表2报告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我们最关心回归模型中浙江省与县辖企业的交互项系数,可以发现在控制企业个体差异和宏观环境后,“扩权强县”会让县辖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分别显著地提高1. 3和2. 7个百分点。由于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的是因果关系,说明浙江省扩大县政府的财政权限和经济管理权限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上,这种正面效应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激励理论看,县政府财权的扩大一方面改善了当前财权与责任不相匹配的状况,其发展经济的参与约束更容易满足,可能会更着眼于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企业生存环境,通过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获取税收和官员晋升的机会,而不是侵犯产权获取短期的收益。另一方面,财政“省直管县”也让县政府经济权限的扩大成为可信承诺,县政府不必担心前景较好的招商引资项目被上级市政府夺走,提高了县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
(2)从信息收集和规制角度看,由于中国县的面积、人口都相对较大,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可能更有效率。首先,县级政府辖区范围相对于地级市缩小,其制定正确政策所需信息的维度减少。①其次,县政府自主权扩大,许多政策不需要请示市级政府,减少了“委托-代理”层次,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再次,投资审批、对外贸易等经济管理权力的下放使得管制层级降低、管制机关变少,降低了企业被寻租的可能性。这对于中国转型过程中市场发育,促进民间的创业和创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从政府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看,财权的下放可能弱化县政府从财政收入以外的渠道获取融资(如通过“城市投资公司”获取贷款)的激励,从而减少了对市场资金的挤出效应,降低了企业融资的难度。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负,证实了我们关于规模较大企业发
展更为平稳的猜想。企业财务杠杆系数在两个回归中符号有差异,原因可能是杠杆较高的企业可能通过债务融资完成了先期投资,因而销售渠道更丰富,产品质量也更高,销售收入增长也更快,但相应地,这些企业新的投资也会更为平稳,因而资产增长率更慢。另外,实际GDP增长率的系数值较大且非常显著,尽管时间跨度较短,但也部分验证了经济周期对工业企业增长的重大影响。表2中国有控股企业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发展速度更缓慢。这也提醒我们,“扩权强县”可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不同。于是,我们将全部样本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分别回归,其结果见表3。 观察表3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基本相同,但在国有控股企业的样本回归中,关键解释变量“扩权强县”无论是系数值还是显著程度都下降了,特别是对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异于0。
原因可能在于:第一,由于国有企业自身效率较低,外部投资环境的改善无法转化为企业内在的激励机制,也就很难提高企业绩效。第二,放权到县以后,县域之间对要素的竞争让补贴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提高,政府基于税收和经济增长的考虑并没有对国有企业有过多政策上的支持。这与Qian和Roland(1998)关于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会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理论预期一致。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县辖国有企业多为大型国有集团的下属企业,其获取政策支持主要来自于较高级别的政府部门,因而县政府的权力扩大对它们的作用很小。并且其税收和利润主要上缴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对其收益的分享有限,因此,县政府对其支持的激励也有限,而将主要的支持转向了非国有企业。这说明,“扩权强县”不但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更多来自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这也对浙江省长期以来民营经济发达、市场化水平较高有一定解释力,同时说明,向基层政府的放权可能对长期市场化改革有正面作用。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较大的企业规模显著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更多存在于垄断行业中,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更可能得到政府的保护,也更容易获取政府的订单,因而销售收入增长更快。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中企业规模系数并不显著也佐证了这一点。最后,在我们所有的回归中,人均工资增长率系数都显著为正,这与微观理论不符,显然是由于该变量的内生性造成的,因为企业成长速度的加快可能会提高员工的工资,这也可能会造成回归中其他变量系数的估计不一致。但根据Woodrige(2000)的研究,只要该变量与关键解释变量线性不相关,则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仍然是一致的。我们用企业的人均工资增长率对“扩权强县”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发现它们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详见附表),因此,前文的统计结论是可信的。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排除在样本选择中产生的偏差,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用江苏省2003~2005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作为控制组,以浙江省2003~2005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作为观察组进行了相同的回归,结果列于表4。江苏与浙江同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外向型经济和社会文化传统也非常相近,但2007年以前政府层级一直是“省-市-县”结构,因而相同的研究设计同样适用。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浙江省县辖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更高,这与前文的结论是一致的,表明了“扩权强县”确实促进了县辖区内工业企业的发展,特别对资产增长率的效果更为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县政府通过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来提高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表5是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回归的结果,结论与浙江、福建两省2003~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样本回归中获得的主要变量估计结果基本相同,无论销售收入增长率还是资产增长率,“扩权强县”对县辖的非国有企业有显著可观的正面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对制度的变化并不敏感。表5中以浙江、江苏两省2003~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样本回归中获得的主要变量估计结果与浙江、福建两省2003~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样本回归中获得的主要变量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我们前文回归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即“扩权强县”对经济增长、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这说明,“扩权强县”对县辖国有企业的增长效果较微弱,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因而“扩权强县”可能对市场化改革有长期的正面作用。为了进一步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用浙江省2000~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相同的回归。浙江省2003年在全省全面实行了“扩权强县”,把绝大多数原本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县级市(县),所以我们以浙江省2000~2002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作为控制组,以浙江省2003~2005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作为观察组进行了相同的回归,列于表6。表6的回归结果表明, 2003年(包括2003年)后浙江省县辖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显著更高,这与前文的结论是一致的,表明了“扩权强县”确实促进了县辖区内工业企业的发展,特别对资产增长率的效果更为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县政府通过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来提高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表7是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回归的结果,无论销售收入增长率还是资产增长率,“扩权强县”对县辖的非国有企业有显著可观的正面影响,而国有企业对制度的变化并不敏感。以浙江省2000~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的稳健性回归中获得的主要变量估计结果与浙江、福建两省2003~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样本的回归基本一致,表明我们前文回归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即“扩权强县”对经济增长、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显著的正面效应。这说明,“扩权强县”对县辖国有企业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微弱,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因而“扩权强县”可能对市场化改革有长期的正面作用。
五 结论
“扩权强县”是优化省以下政府层级和权限的重大改革,大部分试点改革包括财政“省直管县”和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县两个维度,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竞争进一步“基层化”。理论上,财政上“省管县”降低了“市刮县”的可能,改善了分税制改革以来基层政府财权和责任严重脱节的状况,促进了公共品的提供,弱化了政府的“攫取”倾向,降低了对信贷市场的挤出效应。县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扩大也有利于减少委托代理层次,发挥自身的信息优势,做出更正确的政策和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另外,市级权力的下放也减少了管制机构和层级,从而促进了市场发育和创新。我们的研究表明,“扩权强县”确实促进了县辖区内工业企业的发展,特别对资产增长率的效果更为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县政府通过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来提高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另外,有证据表明,“扩权强县”对县辖国有企业的增长效果较微弱,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因而“扩权强县”可能对市场化改革有长期的正面作用。地方分权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但也是造成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关键和困难之一便是寻找政府上下层级之间集权和分权的平衡点。即将推广到全国的财政“省管县”改革,直接目标是在分税制以来的税收体系没有大改变的前提下,通过县财政与省财政对接的方式改善县级财政,这也是寻求此平衡点的重要尝试。本文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在于对它的正面作用提供了一个经济增长方面的证据。但限于篇幅,大量文献中提到的财政分权弊端本文并未涉及,余下的工作将是对“扩权强县”的其他效应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 引言
在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长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对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大国,中央政府不可能拥有各地区所有的信息,因而在提供公共品、具体政策实施和国有资源的使用上必须依赖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成为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思路之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与行政上的垂直管理体制是让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保持激励的主要制度安排。税收留成让地方政府能从GDP增长中获取财政收入;而GDP锦标赛作为官员晋升模式,为地方首长提高经济增长提供了个人激励(Li与Zhou, 2005;周黎安, 2004、2007)。这种制度安排让地方官员“企业家化”成为分析“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政治经济学框架(张军, 2007)。
内容提要: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施行了以财政“省直管县”和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县的“扩权强县”试点改革。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利用浙江、福建两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毕业论文对“扩权强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扩权强县”对浙江省县辖企业的发展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但是无论是回归系数还是显著程度,对县辖区内的非国有企业的影响都要高于国有企业。这说明,“扩权强县”不但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同时对市场化改革有正面作用。




范文三:


导读:笔者就微观经济下的城市经济活动发展情况和对策作了一定的描述,毕业论文同时针对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
一、问题提出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解释了知识溢出及技术外部性的动态发生机制,并在一个综合框架下完整地解释城市集聚经济与收益递增发生的源泉和发生机制,为相关实证研究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基础。
二、集聚经济与城市财富:释义与逻辑
1.城市财富命题:集聚经济与收益递增对城市经济活动密集导致的较高生产力的解释,事实上可以看做是对城市层面的财富性质和源泉问题的解读。解释这一现象需要回答城市财富的源泉、实现机制及其实现条件,也需要说明城市层面财富增加或生产力提高的原因,以及不同区域(特别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生产力差异。从城市的特征来看,城市与农村相比,其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活动空间的集聚性、经济活动外部效应的广泛性,以及产业结构的非农性和多样性。其中,经济活动密集性程度差异导致不同城市之间的生产力差异,进而体现在工资、住房价格、地租等方面。由此,我们将城市财富问题总结为三个命题:一是解释城市财富的源泉是什么,为什么城市经济活动的集聚会导致较高的生产力,城市层面财富增加或生产力提高的原因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生产力差异的原因。二是解释从城市集聚到生产力增进的实现机制和条件。城市的重要特征体现在其经济活动的密集性,城市集聚特征如何对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产生影响,城市财富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哪些变化。三是解释城市规模或边界问题。城市集聚经济和外部性会使城市规模趋于无限,但是现实中城市规模存在一定上限。不仅需要从单个城市角度解释最优规模或边界问题,还需要从动态角度,在考虑城市系统空间均衡情况下解释城市的最优规模或边界①。对上述三个命题进一步引申,城市集聚经济或者说城市财富的解释可以归结为回答:市场范围扩大和加速增长的原因和机制②。
2.分工、外部性与城市收益递增Fujita and Mori(2005)将促进经济空间集聚的内生力量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经济活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交易)产生的经济联系;另一类是知识创新和知识扩散或传播(学习)所产生的知识联系。尽管城市集聚与收益递增的逻辑基本明确,但是仍然有待深化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技术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与收益递增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技术外部性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之间作用程度的差异③。目前对技术外部性或者知识联系的理解仍然处于有待刺破的黑箱。从知识联系层面来看,Hayek(1937,1945)最早基于知识使用的视角解释了私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发生。
他强调了知识分工及伴随的知识创造专业化带来的好处,并指出经济活动运行秩序的实现过程就是运用大量分立知识的过程。就市场秩序而言,在分工及专业化情境下,个人所具有的知识或信息是分立的或不对称的,不同主体都能获得知识分工及专业化带来的好处。哈耶克提出“知识分工”概念,“知识”很好地把握住了个人和社会秩序各自的核心要素,使得一种外在的异质性或不可通约性转化成了一种同质性,而分工则实现了知识从个人秩序向社会秩序运行过程的转换。受Hayek(1937,1945)知识分工概念的启发,结合Berliant and Fujita(2009,2010)关于知识联系的特征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认识,以及强调在解释知识联系时需要将知识创造和技术外部性(知识溢出)结合起来的主张,我们将知识分工引入对城市集聚经济的理解,解释知识创造与知识溢出这两个难以截然分开的过程,以及集聚、技术外部性与收益递增的发生机制。从空间角度来看,城市集聚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表现为,在空间距离不扩大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下降和市场范围的扩大。
市场范围扩大,一方面从生产组织层面促进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水平,另一方面从资源配置层面实现了规模经济,二者共同导致生产和交易成本的下降。也就是说,集聚条件下产业前后向联系形成的成本外部性,能够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动成本和匹配成本,从而实现收益递增。同时,城市集聚基础上的知识分工和知识溢出提高了知识(创意)创造、扩散和使用的效率,降低了知识创造、扩散和使用的成本。也就是说,空间集聚能够产生外部性,为了获得成本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生产主体在城市空间集聚,而空间集聚规模的增加会进一步提高外部性效应(Duranton and Puga,2004;Fujita and Mori,2005)。基于经济联系和知识联系的区分,以及劳动分工向知识分工的拓展、成本外部性向技术外部性的扩展,我们猜想集聚、分工、外部性与收益递增,或者说劳动分工与知识分工、成本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以及收益递增之间存在如下关系:集聚导致市场范围扩大,市场范围扩大导致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演进,而劳动分工产生成本外部性,知识分工产生技术外部性,成本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共同作用产生收益递增或加速增长(见图1)。
(1)城市集聚机制。从城市集聚机制发生过程看,空间集聚条件下经济活动密度的提高事实上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在不改变空间范围的条件下使物质生产和交易以及知识创造和使用在更大的规模上实现,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促使分工网络演进。市场和分工二者相互作用会产生良性累积效应,出现“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现象。①从劳动分工与集聚机制的关系来看,城市集聚导致的市场范围扩大,一方面使劳动分工网络在更大规模上实现,而劳动分工演进又会促进组织结构优化,降低交易成本或组织的协调成本;另一方面规模经济促进了资源配置,通过公共设施、中间投入品共享以及劳动力匹配降低了货物和劳动力的运输成本或流动成本。②从知识分工与集聚机制来看,城市集聚导致的市场范围扩大使得知识分工网络在更大规模上实现,知识分工的演进提高了知识创造的专业化程度,可以更有效率地创造和积累知识。而知识积累存量的增加又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分工水平,促进人口和生产在城市的集中,导致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的内生增长。而且这种收益递增是靠知识积累推动分工、提高专业化经济效果取得的,从而保证了任何时候均衡增长都是帕累托最优(Becker et al.,1992;Henderson,2005)。
(2)城市集聚效应。从城市集聚经济产生的效应看,空间集聚条件下经济活动密度的提高和空间临近,实现了生产和交易的规模经济,同时促进知识在局域范围内实现溢出,降低了货物、人员和知识的运输成本和流动成本。一方面,从成本外部性与集聚效应关系来看,成本外部性指的是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是市场交互作用的副产品,仅当它们参与到由价格机制所导致的交换中时,才能够对企业或者消费者产生影响(Fujita et al.,2002)。成本外部性可以看做是集聚效应的具体体现。城市集聚条件下在企业、产业和城市三个层面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成本外部性概念不仅包含了运输成本在内的生产成本,而且包含了交易成本。城市是人们面对面实施各种交易合作的集聚地,集聚条件下的集聚效应相当于在空间没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交易网络的扩大,形成交易层面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说,集聚导致的成本外部性会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从技术外部性与集聚效应关系看,技术外部性是非市场交互作用情况下实现的,是基于技术外部性和扩散关联的非市场行为,建立在人力资本积累和面对面的交流基础上(Fujita et al.,2002)。异质性知识在知识创造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知识的转移效率和技术外部性的扩散效率依赖于公共知识转移技术和制度、研发人员交互作用、知识多样性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城市密集的环境下更易于实现,城市空间临近导致的技术外部性降低了知识的扩散和使用成本,进而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总之,城市集聚条件下劳动分工、知识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内生互动和循环累积,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获得了空间集聚的成本外部性效应,而且降低了知识的创造和使用成本,获得了空间集聚的技术外部性(知识溢出)效应,使得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进而实现收益递增。
三、劳动分工、成本外部性与城市收益递增
1.劳动分工演进、组织结构优化与城市收益递增斯密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城市集聚本身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包括市场的广度和市场的深度,但市场规模与分工和专业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立,也就是“得自贸易的收益”的最终实现,尚需要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把市场规模和分工与专业化连接起来的交易或交换。斯密隐含地假定市场需求规模等同于市场交易的规模,事实上,潜在的市场需求规模必须以交易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为条件和前提,也就是说保证潜在的市场变为现实的市场,需要商品和服务得以交易的制度条件。在城市集聚条件下,不仅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增多、可交易对象范围较大,而且参与者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货币化程度攀升,特别是有效制度安排覆盖面实现拓展且执行力度得到加强,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潜在的市场变为现实的市场,从而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原因在于,较大的市场规模使交易能集中进行,缩短交易距离和时间,从而加速城市中的劳动分工演进和分工网络的扩展,进而实现生产组织结构优化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
一方面,城市集聚使得大量相同或相关产业产生强烈的需求联系,促使单个企业只有不断深化内部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当城市集聚所产生的需求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将进一步促使单个企业内的某一分工工序独立为单一的生产部门或生产企业,整个集聚区随之也将不断扩大。同时,在城市集聚条件下,城市具有较高的知识存量且新知识在社会中容易被广泛应用,使得专业化和分工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因此,在城市集聚条件下,单一组织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因为空间接近的便利能够很好地实现互动,从而促进城市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在城市这样一个多种产业聚集的综合体内,集聚作为一种中间性组织,有利于企业间的交流合作、谈判与协商,减少了企业间交易和协调的困难,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中每一道工序之间、每一个产业部门之间协作时的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成为促进分工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Scott andStorper(1987)概括了交易成本和集聚间的关系,认为垂直分离的过程预示着产业联合体的产生,它往往围绕着精心设计的企业间的交易契约组织。交易契约结构包括面对面的接触和战略信息的详细交流、长期和短期、转包和再转包、物质投入产出关联等。这些交易契约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通常依赖于相应活动的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单位交易活动的成本越大,生产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的可能性就越大。总之,城市具有的市场广度和市场深度,在扩大交易规模的同时缩短了交易的距离和时间,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加速了城市中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演进使得生产组织结构实现优化,进而实现收益递增和城市经济增长。
2.规模经济、资源配置与城市收益递增城市集聚经济条件下,市场规模的扩大形成三个层次的规模经济,即企业层次的规模经济、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和城市层次的规模经济。对于企业层次的规模经济而言,企业规模扩大可有效地利用生产设施和各种要素投入,规模经济导致要素使用的节约,不仅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显著降低,而且可以从大规模的采购和销售中获得利益。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促进产业地理集中。Marshall(1921)认为,同一产业内相关企业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原因在于,可以充分利用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以及企业间的技术外部性,从而降低企业的各种成本。此外,城市层次的规模经济可以共享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产业间的技术外部性等好处,进而促进多样化产业的发展。城市规模越大,这种成本的节约效应就越明显。
三个层次的规模经济通过共享机制、匹配机制以及产业前后向联系而实现收益递增。①产业在特定城市集聚可以共享那些具有技术上不可分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中间投入品,投入要素的增加,将确保极小部分的要素处于闲置状态,从而降低企业固定成本。同时,公共设施及中间投入品等的共享与产业集聚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和自我增强的累积因果关系,使得聚集经济呈现出某种报酬递增的特性。②大量劳动力集聚,有利于创造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者人数与工作空缺数的某一幅度的增加,将导致工作匹配数目的更大幅度的增加,减少了搜寻摩擦,同时也导致了失业工人人数和未被填补的工作空缺数目的减少,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关系(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③大量相同产业或相关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可以共享作为投入要素的多样性中间产品,既成为大市场又成为大的供应地,产业之间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引起市场规模的扩大,特别是通过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和循环因果关系①,一旦形成产业的空间集聚,则这种集聚将持续存在下去,因而产出水平呈现出总量上的报酬递增特征。城市较大的市场规模使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随着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整个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进而实现收益递增和城市经济增长。
四、知识分工、技术外部性与城市收益递增知识分工被Hayek(1937)看做是个人秩序和社会秩序扩展以及“至少是与劳动分工同等重要”的问题,甚至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技术外部性被城市经济学家和新增长理论学家看做是集聚和收益递增的源泉之一。在城市集聚经济条件下,知识联系意义上的知识分工的存在提高了知识创造和积累的专业化水平及效率,而技术外部性则从知识的扩散和使用角度解释了知识的流动和使用效率。职称论文范文我们基于对知识分工与技术外部性关系的认识,从知识创造、溢出和积累三个阶段解释城市收益递增机制。
1.知识分工、知识创造积累与城市收益递增Hayek(1937)提出的知识分工问题可分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知识分工单元对自身掌握的片断知识的利用和发展问题,二是对互补的分工知识的协调问题。由于知识的互补性,知识分工单元要实现对其他单元片断知识的有效利用必然面对协调问题,知识的互补性特征和分立性特征是经济主体交流互动和知识分工的动因。对拥有分立知识的主体来说,以知识的互补性为基础的协作说明了为什么知识分工和专业化会导致收益递增。在城市集聚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工促进知识创造、积累以及收益递增的机制表现为:
(1)知识分工条件下知识创造的协作机制。从知识的空间分布来看,那些对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至关重要的外部知识通常是相对分散的。而从知识创造和积累的角度来看,主体之间空间临近和频繁的互动交流,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被认为是知识和创意产生的源泉。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更容易发生在有限的空间之中,因此空间的集中对于知识分工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在知识分工体系中,知识分工单元之间按照一定的逻辑联系在一起,存在着知识各个局部之间互相解释或互为强化关系的知识互补性原则,表现为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汪丁丁,1997)①。正是由于知识的互补性,要求组织能够促成内部知识分工单元之间的协调,以及利用其他组织所掌握的知识片断,使之与自身的经济活动协调一致,尤其当参与知识分工的个人和组织众多时,知识分工单元的协调会造成交易费用的增加。在空间集聚条件下,大量拥有分散知识的主体,特别是异质性劳动者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进行频繁交流互动,对原有的知识系统进行联合与补充,从而使其汇合成组织之间的知识分工网络。这种网络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共同创新的知识资源库,在这个资源库基础上,参与者的知识优势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知识分工网络的扩展促使人员之间在更大规模和范围内实现知识的分工与协作,主体之间知识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进而加快知识创造和积累的速度,发挥交流意义上的知识创造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地方化效应。知识创造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地方化效应,能够降低知识分工和协调过程中的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提高知识创造的效率。
(2)知识分工条件下知识创造的结构匹配机制。城市集聚条件下,城市产业的多样性为不同行业和学科领域人员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机会,拥有差异化知识的个体通过搜寻“搭档”以交换思想并创造新知识,多样化企业和产业之间的交互会产生更具有生产力的新思想和新知识。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异质性主体具有的知识差异化越强,信息交换的模式越加专业化,不同主体总是试图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实现匹配,以提高知识交换的效率(Berliant and Fujita,2009,2010)。多样化的城市集聚能够实现异质性知识的匹配和对接,提高知识匹配效率和质量,降低不同类型知识的匹配成本,在知识创造的规模经济效应基础上,实现知识创造的结构匹配效应。知识创造的结构匹配机制会促使更多的相关行业以及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生产性服务业各环节专业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进一步融合或分离(Duranton and Puga,2005)②。较高的知识技术水平将提高生产效率并进一步促进人口的集聚,而较大规模的人口为知识创造与集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渠道,知识交换的模式也更加专业化、更有效率(Berliant,Reed andWang,2006)。在多样化中心城市和专业化中小城市共存的城市系统内,知识创造和使用的结构匹配机制促使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由部门专业化(Sectoral Specialization)转向功能专业化(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转变(Duranton and Puga,2005)。多样化城市独特的环境有利于企业“试错”和创新,尝试不同的生产方法及要素组合,特别有利于以非标准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创意部门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多样化城市在知识创造中的显著优势使其成为新企业的“保育所”(NurseryCities)(Duranton and Puga,2001)。而对于采用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方式的制造部门和制造企业来说,其对新创造的知识需求较少且对土地成本比较敏感,中小城市产业专业化集聚带来的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有利于规模化生产的制造业集聚。知识分工条件下知识创造的匹配机制使得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系统内的功能分工不断演进,根据地域的比较优势,不同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动态特征,获得知识分工条件下知识创造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结构匹配效应,实现城市增长的收益递增。
(3)知识分工条件下知识创造的循环累积机制。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具有存量和流量双重特征。存量意味着现在的知识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果,流量意味着任何主体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处于不断更新的态势。知识创造通常是在已有知识杂交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已积累知识存量的大小成为决定知识创造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大城市一般具有较高的知识积累水平,城市集聚条件下知识学习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高效性,有利于个人知识的学习和自身技能的发展,而且经济多样化的城市环境使个人的技能与雇主的要求更好地实现匹配,促进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①,由此获得更高的工资或工资溢价。在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基础上获得的较高的个人收益会激励劳动力进一步加快知识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而更多的知识积累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知识分工网络的扩展,进而加速新知识的创造,产生类似于经济发展中的循环累积效应。随着城市集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市场范围的扩大以及知识分工网络的扩展,使某些知识和创意被广泛应用于更大的市场而带来静态收益,而更大的市场范围意味着更多的人口和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反过来加快知识的创造和创意的产生,并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导致的知识和创意存量的增长,由此带来的好处将压倒资源稀缺产生的负面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任何形式的相互交往和新创意的共享都是有利的,即便人口规模是有限的,这种益处也未必会穷尽(Jones and Romer,2010)。
2.交流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城市收益递增知识分工使个人成为分立的个体,个体之间在协作的过程中产生了交流的外部性,特别是知识使用的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特征决定了知识的溢出效应②。从技术外部性的本质来看,技术外部性是不同主体之间直接或间接互动交流并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无意识的知识传播过程,表现为一种交流外部性(Charlot and Duranton,2004)。隐性技术外部性通常局限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并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具有明显的局域性特征。在城市集聚经济环境下,交流外部性效应的发挥,促进了知识的溢出和扩散,降低了知识扩散和应用的成本。交流外部性条件下,技术外部性的收益递增效应表现为:
(1)交流外部性条件下技术外部性的创新集聚效应。隐性知识所包含的创意、诀窍等内容对于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隐性知识难以进行编码化或记录并按照标准化程序进行传播,其传播过程表现为认知的过程,通常是在特定区域范围内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不断接触等互动方式进行交流传播。隐性知识空间溢出的局域性或空间根植性特征,使得创新活动的地理区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空间临近性对技术外部性的吸收效率产生影响,而且技术外部性对区域创新的影响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为了利用溢出的隐性知识,创新活动围绕隐性技术外部性源而集中。在经济活动密度较高的城市当中,知识资源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城市中潜在可利用的知识资源较多。城市集聚条件下的空间临近效益和社会网络效应方便了知识的认知和溢出。随着城市中拥有不同知识的个人或企业的数目不断增加,知识交流扩散所需的中介物减少,知识和信息的交流质量会提高。特别是城市集聚条件下经济主体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能够很好地理解、评估、融合与使用外部环境中的知识,将外部知识转化为可应用的知识,提高技术外部性和知识使用的效率(Ciccone,A.and Hall,1996)。不仅如此,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持续流动和扩散,提高了互动交流的效率并使技术外部性的地理分布更加集中,在城市空间集聚条件下形成的根植于地方化文化以及社会网络基础上的共同信任及理解,能够把不同的个人、群体、产业和区域有效地连接起来。总之,技术外部性与城市集聚呈现出内生互动关系,技术外部性影响着城市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反过来城市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也会对技术外部性产生影响,而且根据生产的标准化程度、技术外部性与成本外部性在生产中的不同作用,创新活动集聚的城市空间分布呈现出动态化特征。
(2)交流外部性条件下技术外部性的动态累积效应。城市中的技术外部性使已积累的具有部分排他性的知识可以有效地在不同群体之间传播,在城市范围内以较低的成本扩散并被更多的主体所重复使用。技术外部性使得知识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扩散并被使用,产生技术外部性的静态收益。溢出的隐性知识被工人认知吸收后能够有效地提高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能够扩展企业家的知识技术选择集合,为企业家识别利用市场机会以及创立企业提供可能。企业家利用溢出的知识发现市场机会创立企业可以吸引其他资源进一步在该城市特定区域集聚,在具备一定基础设施条件下,形成创新活动的集聚和企业家集群。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集群能够有效地促进知识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传播,进一步提高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集中度。
创新活动的集聚不仅提高了企业交换思想的可能性以及意识到溢出知识价值的可能性,而且降低了创新活动内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降低了科学发现和科学商业化的成本,进而促进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和创新产出的增长(Audretsch andFeldman,1996,2004)。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和创新产出的增长提高了新知识集成创造的速度和效率,使得城市知识存量进一步增加,进而扩大技术外部性的规模和范围,产生技术外部性的动态收益。技术外部性的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使得城市区域内知识存量和人口数量相应增加,技术外部性与知识创造之间呈现出循环累积过程,实现了空间集聚条件下技术外部性的动态累积效应。五、结论与启示本文通过引入哈耶克的知识分工概念,在区分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集聚机制和集聚效应的基础上,将知识创造、知识溢出以及知识积累和学习等过程联系起来,动态地解释技术外部性与城市集聚的循环累积作用机制,硕士论文范文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能够逻辑一致地解释城市集聚经济、分工、外部性与收益递增之间的关系。此外,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实现对集聚、分工、外部性和收益递增的完整理解,能够系统地回答城市财富的源泉及实现机制。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城市财富概念可以恰当地概括城市具有的高生产力特征,而且从国民财富到城市财富研究的转变,能够将全域与局域层面的研究相衔接,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机制的具体环节和过程,可以清楚地阐述经济增长的空间发生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归纳城市财富的源泉、城市集聚的生产力增进机制以及城市规模或边界三个命题,能够总结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对城市集聚经济的理解,并通过对上述三个命题的引申,进一步阐释市场范围扩大和加速增长这两个新卡尔多特征事实。对空间集聚与城市收益递增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工和知识溢出的研究,对于我国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国家、以及发挥城市群在城市化中的主体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扩大城市规模并促进人力资本的空间流动性。一方面,需要逐步调整中国城市化道路,改变城市体系中中等城市规模小和集聚程度低的特征。通过提高城市经济活动的密集度,发挥城市在知识创造以及知识溢出中的优势,加快城市知识、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效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城市政府需要消除限制人力资本流动的户籍制度及相关公共〔1〕Audretsch,D.B.,and Feldman,M.P.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2〕Audretsch,D.B.,and Feldman,M.P.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A].J.V.Henderson and J.F.Thisse.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C].Volume 4,Amsterdam and NewYork:North Holland,2004.〔3〕Becker G.,and Murphy K.The Division of Labor,Coordination Costs,and Knowledge[J].The 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1992,107(4).〔4〕Berliant,M.,Reed,R.R.,and Wang,P.Knowledge Exchange,Matching,and Agglomeration[J].Journal ofUrban Economics,2006,(60).〔5〕Berliant,M.,and Fujita,M.Dynamics of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ransfer:The Two Person Case[J].The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nomic Theory,2009,5(2).〔6〕Berliant,M.,and Fujita,M.The Dynamics of Knowledge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R].University Libraryof Munich,Germany,MPRA Paper 21009,2010.〔7〕Black,D.,and Henderson,V.J.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107(2).〔8〕Charlot,S.,and Duranton,G.Communication Externalities in Cit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4,56(3).〔9〕Ciccone,A.,and Hall,R.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1).〔10〕Duranton,G.,and Puga,D.Nursery Cities:Urban Diversity,Process Innovation,and the Life Cycle ofProduc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12).服务制度,促进人力资本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及互动交流,加快新知识的创造和知识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传播。此外,大城市需要保持产业的多样性,提高城市的知识分立和异质性程度,发挥新知识创造和溢出中的规模效应、匹配效应,提高城市知识、思想和创意的创新效率和匹配效率。
(2)增加对城市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城市中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有利于新知识的创造和知识溢出,而地方化知识溢出效应大小又与城市的吸收能力紧密联系。一方面,城市政府需要提高对教育和培训的补贴,提高整个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及相应的知识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城市政府需要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对研发、创新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断提高城市的创新保障能力。
(3)注重城市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培育。企业家在知识技术创造中的重要作用被广泛强调。城市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文化的培育,一是需要培育具有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群体,提高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的能力;二是实施城市创新培训计划,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全民创新能力;三是营造尊重创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氛围,形成崇尚创新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和有利于创新的城市文化。
(4)构建城市产学研协作体系。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之间建立的产学研创新网络有助于知识的溢出,而决定企业从外部获得知识并获益的前提是企业可得的公共知识的多少。一方面需要通过共同建立研发平台、合作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园区,加快新知识的创造;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产学研合作网络或产业研发联盟等协作创新公共平台和机构,增强城市的创新服务能力,促进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和溢出。
(5)推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一方面,推动企业总部或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使中心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知识、思想和创意的创造中心及溢出中心,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注重中小城市或专业化城市在生产制造方面的成本外部性优势,积极承接中心城市转移出来的制造业并利用中心城市知识、技术溢出带来的外部性效应,不断提高中小城市的技术应用效率和制造效率。


范文四:


导读:
依据微观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指导,硕士毕业论文范文本文就技术创效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作了简单的描述,并就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详细的论述。
一、技术创效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一)技术是创效主体
尽管如此,技术仍然是创效的主体,出于传统习惯,本文将技术进步贡献率称为科技进步贡献率,将技术贡献率称为科技贡献率。
(二)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求解为科技贡献率的计算奠定基础美国数学家柯布(CW 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H Douglas)在共同探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时创造出一种具有优越数学性质的生产函数。柯-道(C-D)生产函数引入了技术这一因素,是用来预测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的生产和用来分析发展生产途径的一种经济数学模型[4]。
式(1)中Y表示产出,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投入,α和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弹性系数。可以用A(t)、A0ert代替A,于是有: 式(1)、式(2)中的A为广义科技,由于它是随时间变化的量,故A=A(t),A(t)可具体化为A0ert,实践证明:除劳动、资金、科技以外还有如自然资源之类的要素参与创造财富,因此,A又可表示为TFP,即全要素生产率。对式(1)求自然对数,使右端变为线性自然对数加和的形式:
从式(7)字面上看,EA仅为科技年均增长率与产出的年均增长率的百分比,略作变换可看出它是“科技进步贡献的经济产出增量与经济产出增量的百分比”。同理,资金增长贡献率为:
式(8)中资金增长贡献率EK的经济学含义为“资金增长贡献的经济产出增量与经济产出增量的百分比”。劳动增长贡献率为:
劳动增长贡献率EL的经济学含义为“劳动增长贡献的经济产出增量与经济产出增量的百分比”。由于EA+EK+EL=1,所以只要控制年资金、劳动增长率,就可使EK和EL较小,EA较大。这似乎也反映出索洛余值法的局限,但可采用若干年(如5年)平均值代替当年值,消除算值波动。采用t年平均值计算时,其中: ①科技进步贡献率EA在数值上等于年科技进步率a与年经济增长率y的商;②科技进步率a是科技进步值ΔA与科技总量A的比值。而ΔA与一般物理量不同,至今没有合适的量纲表示,只能在计算所创收入时使用。他们的比值虽仍然没有量纲,却可以视作系数用于计算。A代表全要素的广义科技,以下简称“技术”,也是部分在用技术的总和。ΔA则代表一个计算期内的技术增量,即当年新研发技术、引进技术之和,以下简称“新技术”。③对“劳动”可理解为劳动者人数,L即为当年平均职工人数,ΔL即为当年新增职工人数。但也有认为劳动投入不同质,如丹尼森把劳动投入增长按数量与质量区分开来。1个博士劳力折合1·5个文盲劳力。乔根森则认为[5],劳动投入的增长是工作小时数和劳动质量这两者变动的总和。实际测算结果表明,如按后两者考虑,在高素质劳动力比重较大的发达国家中,要素投入量和最终测算结果都会有较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所计算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确定。④K为企业全部在用资本存量,企业中一般可用“总资产”代替。ΔK为年资本投入量,可用年投入资金乘以平均转产率计算。宏观或中观经济中,如果没有“总资产”数据,就需要将历年投入的增量资金按一定方法转换为年存量资本。
二、企业技术创效微观机理与科技对经济的贡献
(一)技术创效过程企业中,“技术创效”实际上是指技术要素与劳动、资金要素一起通过生产活动创造出经济产出,通过销售实现收入。经济产出主要形式是产品和服务。创造收入是创造效益的前提,本文“创效”多指“创收”,是指技术在创效过程中创造出多少收入。它建立在合理分离三要素对所创造收益的贡献额基础上。进而,科技进步贡献率为此提供了可能。企业技术创效的过程可以表示为:Y =E×S×I(13)式(13)中,Y为经济收入; E为技术在单位规模中创造的产出,它的大小表示技术效率的高低; S为技术运用规模,E和S成对出现; I为单位产出取得的收入,也被称为产出价格,产出价格与市场供求和该技术生产的产品质量和效率相关。只要技术无交集,即某产出不是由两套或以上技术同时作用产生,就可以认为全部收入都是由该套技术(会同其他要素一起)创造的。式(13)说明,技术创造产出,技术运用的规模越大创造的收入则越大,产出的价格越高收入则越高。企业生产过程中,单一技术一般不能直接创效。所谓“新技术”是指成套新技术,即以有重大突破的关键技术为龙头,汇集各种配套技术,以这些配套技术的承载物(零部件及组合)组成一个新的生产装置进行生产。在装置所用各技术中,有的伴随龙头技术已经创新,有的常规技术通过优化已经处于生产最佳状态,可以把上述成组技术称为“新技术”。企业年新研发和引进的技术组合被视为企业当年新技术。
(二)科技贡献率计算式推导科技进步贡献率表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实质是增量与增量的关系。当需要计算新技术贡献额时,可采用当年(I)科技进步贡献率R′I将之从经济增量中分离出来。但当需要计算所有在用技术对经济产出的贡献额时,就需要采用“科技贡献率”。某年科技贡献率定义为该年全部在用技术的贡献额占该年经济总额的比例,它表示技术整体与经济总量的关系,是存量与总量的关系。
1·根据定义,不考虑技术替代进行推导第I年,不考虑技术淘汰和替代推导科技贡献率时,根据上述定义可知:
式(14)中,R2I为第I年不考虑技术淘汰和替代时的科技贡献率; x为计算起始年;ΔYi为第年i企业经济增量;Yi为第i年企业经济总量。
2·考虑技术淘汰和替代进行推导如上所述,企业的技术不断发生着淘汰①和替代。企业研发和引进新技术的目的是用产出效率更高的技术替代原技术或能生产新产品的技术。技术替代导致原有技术被少用或弃用,淘汰与替代同时发生,这实际上是企业技术的优化过程。毕业论文范文在资金和劳动变动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企业技术的优化和运用规模的扩大使历年创造的经济增量ΔYi越来越大。经济学家所说年经济增长率一定,由于基数越来越大,增量也越来越大,这只是叙述结果,而并未找到根本原因,其原因是上述技术创效的微观机理所致。所以,各年名义技术集合由于技术淘汰所创造的经济收入也在变化之中。设第i+1年时,第i年的技术淘汰率为ni+1i,第i年的剩余技术率为(1-ni+1i);可知第I年时,第i年的技术淘汰率为nIi,第i年的剩余技术率为∏Ij=i+1(1-nj+1j),则第I年在用技术集合的贡献额占经济总产出额的比例为:
准确采集第I年时各年n的数据很难,目前基本不可能,估算考虑替代后的科技贡献率须另辟蹊径。
3.将技术淘汰和替代转换为“创效效率”的变化进行推导如前所述,“技术效率(E)”表示某技术组合在单位规模中创造经济产出的多少,假设其在各年不变。用“创效效率(ηIi)”表示在第I年时,第i年在用技术集合创造经济收入多少。由于技术淘汰将减少淘汰发生年该技术集合中实际在用技术量,或减少某些在用技术的运用规模,导致淘汰发生年该技术集合创造的经济收入减少,本文称由于技术淘汰造成技术集合创造经济收入减少为“创效效率”下降。于是,本文将技术淘汰使较老年代技术集合收入损失描述为“创效效率”的变化,避免了对技术和替代的详细探讨而能得出正确计算值。设各年技术淘汰率均为n,第I年时,第i年剩余技术率为(1-n)I-i。则考虑技术淘汰,第I年在用技术集合的贡献额占经济总产出额的比例为:
“技术淘汰造成技术集合创造经济收入减少”的数学表示为(1-n)I-i<(1-n)(I>i),即第i年技术集合的“创效效率”由于每年技术集合都以相同的淘汰率使在用技术集合逐渐变少,故其创造的经济收入减少。某年技术集合创造经济收入减少往往被忽视。设Eji为第i年原技术组合被第j年技术组合替代时创造经济产出的效率Eji<1。“技术替代导致的收入往较新年代集聚”的数学表示为Eji>Ei(当j>i时),即替代技术(较新年代技术)效率比被替代技术(较老年代技术)效率高,但“集聚”的结果已经反映在各年ΔYi中。ηji可在I年与x年之间用插值法算出,当假设历年ηji变化相同而采用“直线内插法”时,ηji将变为仅随年数变化的ηi(=1-(I-i) /(I-x), (I-x)为采用数据时段的年数)。所以,第I年考虑技术淘汰和替代时的科技贡献率为:
如采用1979~2007年数据, (I-x)则等于28。根据(I-x)的大小,可以推算出计算误差。数据时段(I-x)越大,计算准确度越高,对误差的估计也越准确。但由于(I-x)愈大,ΔYi和ηi越来越小,故舍去较久远的年代对正确计的算影响不大。运用式(18)计算出在用技术贡献额:第I年技术贡献额=YI×R2I(18)
三、计算实例与结论
(一)实例计算以A企业为例,计算该企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估算步骤:1·列出A企业2004~2009年各年总产值、年固定资产投资、年从业人员数量。2004~2009年A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原始数据见表1。2·令α+β=1,用软件SPSS拟合出资金产出弹性(α=0·32)、劳动产出弹性(β=0·68)。3·利用excel的计算功能求出历年的R1i,并估算出R2i。表1 2004~2009年A企业总产值、资金、劳动力投入情况
用上述方法,采用A企业2004~2009年数据估算出A企业2004~2009年平均科技贡献率为52%。上述估算没有考虑物价指数,实际计算时,应该剔除价格因素并采用5年集合平均值估算。上述模拟估算,只是为了说明估算方法,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在实际计算时,应该规范和统一,以求出尽可能准确且有可比性的数值。科技贡献率的估算将为科技评估提供强有力的手段。
(二)结论从测算结果看,A企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科技进步和资金投入,这两种要素的贡献率之和达到90%以上。而这两种要素中,科技进步对A企业的快速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贡献率达到了52%。主要原因是A企业重视科技创新和管理变革,加大了科技研发的投入,控制职工总数并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可见,科技投入是最好的生产性投入,技术是创造效益的主体。企业在进一步优化配置科研资源,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力度的基础上,合理分配各项投入,必定能获得更大价值和收益。


范文五:


导读:
本文根据微观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对微观经济学市场主体理论的对称性和经济体系背后的伦理观倾向作了详细的描述。
摘要: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微观经济学的两个行为主体,通过分析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研究方法的一致性来揭示两个行为选择理论的对称性与行为的相似性,并从微观经济学体系的角度探讨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理论背后的伦理观和价值趋向。从体系上看,作为西方经济学基础的“经济人”是对企业行为的一种类人化表述,其原型就是资本家,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毕业论文客观上以“经济人”假说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进行经济预测的准确性取决于资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其统治地位越强,资本的理性越强,经济预测的结果越准确。作者从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者、教授者、分析研究者等方面提出建议。
一、微观经济学市场主体理论的对称性分析
在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体系中,硕士毕业论文范文消费者和生产者(或称居民和企业)是两个并列的市场主体。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二者的角色是完全对称的:即在产品市场上,居民是产品的需求者,企业是产品的供给者;要素市场则正好相反,居民成为要素的(最终)供给者,企业则成为要素的需求者。以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两个行为主体为核心,现代经济学的产品市场理论部分分别构造了两个理论体系:消费者行为选择理论和生产者行为选择理论。③本部分从均衡变量数目(仅包括自变量,以下同)入手,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理论分为了单变量均衡和多变量均衡两个部分,从理论和方法论两个层次分析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选择理论和生产者选择理论内容及其对称性以及方法的一致性问题。对于多变量均衡,从目标函数及其理论假设、约束条件、均衡条件及其含义等三个方面加以解释,并归纳整理配以图示(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单变量均衡在消费者选择理论部分被称为基数效用理论,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假设下,主要的分析变量是总效用、平均效用和边际效用。在生产者选择理论部分以短期生产函数的形式给出,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假设下,主要的分析工具是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在同一理论内部,变量间的数学关系是稳定的,在不同理论之间,变量间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这意味着完全相同的方法。
①双变量均衡是消费者和生产者选择部分的分析重点,表格对此也进行了重点分析。此时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均衡涉及到了两个内容(方程)之间的关系,即选择目标和约束条件。对于选择目标而言,在消费者选择部分的无差异曲线与生产者部分的等产量线的特征是完全相同的,这在表中选择目标的文字表述和最后的图示中都可以看出。二者的基本理论假设也都是相应的边际递减规律,即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和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分别表示两个目标函数的一阶导数。消费者选择中的约束条件(预算线)与生产者选择中的约束条件(等产本线)也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这可以从相应的方程和文字表述及图形展示中看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生产者的部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要素被分成了资本、劳动、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四类,而在短期生产函数中的唯一变量是劳动,长期生产函数的两个变量是资本和劳动。由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多变量均衡的分析方法是统一的约束极值的拉格朗日乘数法,所以最终的结论(均衡条件)都是目标曲线和约束线的切点所表征的目标函数的一阶导数值等于约束线的斜率:即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边际替代率)等于预算线的斜率(相对价格),等产量函数的一阶导数(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等成本线的斜率(要素相对价格)。更进一步的,二者意味着完全相同的市场哲学———主观符合客观,个别服从一般。二、最大化理论与成本收益分析中的“经济人”思想微观经济学关于市场主体的理论被称为“最大化理论”,表现为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的产量最大化。
②从多变量均衡分析中,可以找到实现最大化的途径,他们都体现为某种形式的成本收益分析。消费者理论用预算表示成本,用效用表示收益,生产者的成本就是企业成本本身,收益则是企业的产量或销售收入。西方学者坦言:“经济学已经被定义为最优的利用稀缺资源的研究,即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研究”(迪克西特,2003)。[4]正是这种以市场主体行为为特征的最大化理论构建了经济学的统一分析框架,20世纪经济学能够不断走向成熟就在于其始终遵循了成本收益分析,其作用对经济学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以贝克尔、布坎南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进行理论扩展的核心是成本收益分析的扩展。这种扩展的现实性在于经济问题的普遍化:即作为市场主体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用成本收益的视角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思路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行为的扩展带来了经济人的泛意识化,人们开始更多关注自己的得与失。
“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全部著作构成了对‘经济人’范例进行经验验证的宏伟建筑,‘经济人’这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式,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即‘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①[5-6]成本收益分析和最大化理论明确集中地表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观点:即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前途。”(斯密,1974)[7]“经济人”是经济学说史上对于人性最古典、最基本的人性假设,国内对于经济人思想的强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人是利己的,人是理性的。②[8]国内外经济学界对“经济人”的批评由来已久。出于方法论的考虑,国内的学者更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而非斯密———米塞斯———哈耶克传统的个人主义;从伦理观来看,国内学者强调利他主义胜过边沁的利己主义;从对现实的描述性来看,国内学者大多赞同人具有的两面性———利己与利他并存;从不同行为的比重来看,大部分国内学者强调人的利他行为多过利己行为;从人类现实来看,国内学者认为利他的人多过完全利己的人;从结果上看,人们对斯密“无形之手”的功效产生了怀疑。还有一部分学者分析了经济人假设的历史反动性,认为其理念是对丛林法则的崇尚和向人类低级动物本能的回归。
三、经济人特征的“机器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由于其行为过于简单和机械化,被许多国外学者笑称为“机器人”。③[9-10]除了被批评者讽刺为“唯利是图”以外,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对“经济人”行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正,从而使其更加接近“真实世界”。一方面强调了经济人的动机应当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过渡到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应当考虑个体决策的主客观环境,即外部的“不完全信息”和内部的“有限理性”。本文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个用以表述经济人特征的“机器人”的行为到底符合哪些人的特征,经济人的客观基础是什么,或者更一般地讲,“经济人”的原型是谁?对“经济人”原型的考察是从微观经济学的体系入手,通过前面关于消费者和生产者选择理论、方法论的一致性和内容的对称性来展开分析的。一个很明显的逻辑关系是,如果两个主体的行为理论是对称的,那么其行为也是相似的,或者是完全相同的。微观经济学体系用他的“无形之手”推动着两个主体角色的某种比较。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性:即是把生产者的行为比作消费者,还是把消费者的行为比作生产者?或者更直接地讲,是把企业比做人还是把人比做企业?如果是前者,西方经济学体系的潜在伦理观如下:企业就像人一样,职称论文范文人消费的是商品,产出的是效用,而企业消费的是原料,产出的是产品。如同人的偏好形成外生给定一样,企业的生产过程也是一个“黑匣子”。这看起来似乎很荒谬,但或许正是如此,企业才被称为“法人”。如果是后者,其伦理观就是,人就像企业一样,人需要商品,就像企业需要原料来维持生存一样。
四、市场主体理论:消费至上还是企业优先西方经济学以生产者(企业)为中心,不仅仅是因为从体系上看,消费者选择只有一章内容,而生产者理论却至少有《生产论》、《成本论》两章内容,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结构部分(也就是高鸿业先生所说的“单个市场均衡”部分),微观经济学呈现了如下图景:当产品市场完全竞争时,单个企业面临的是一条水平的需求曲线。同一个理论延伸至要素市场时,微观经济学分析要素市场的需求情况并没有和前面一致,相反分析的却是要素市场的供给,强调了企业所面临的一条水平的要素供给曲线。产品市场侧重分析企业的供给行为,把需求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要素市场则分析企业的需求行为,把要素供给看作是外生给定的。供求两面,分析的重点都是企业,进行消费者分析只是为了理论的完整性,微观经济分析构成了企业经济学的框架。整个微观经济学体系已经暴露了西方经济学所谓“消费者至上”只是对原有“生产者至上”的修修补补,或者是遮掩其“生产者至上”理念的一个幌子。
所以人与企业相比的结果是,西方经济学把人比作了企业。问题是,人怎么能和企业相比较呢?人是社会的永恒主体,而企业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人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创造物,而企业却往往只表现为钢铁和机械的堆砌。人是可以比作企业的,因为企业的原型就是人。现代企业的出现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半部历史中,企业所有者同时也是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资本家,资本家完全掌握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生产决策。斯密所处的时代大概是工业革命的同时期,他所能接触到的最新的二三百年的历史当然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资本积累时期也是资本主义最血腥的时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刻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前史完全暴露了资本家无止尽追求剩余价值的赤裸裸的本性,但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斯密看到更多的却是工业革命时期带来的生产力进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经济人”并非斯密的独创,但是斯密把它作为了经济学的基础。想当然的,合乎情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资本在特殊阶段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当作了人类历史的一般,并把资本的进步性永久化了,把它作为理想和理念中的人应有的一般性特征写入《国富论》。回顾经济人思想形成时期的历史,可以明显发现:企业的原型是资本,资本的人格化就是资本家。这也就解释了“资本雇佣劳动”之谜,因为企业的“经济人”本性就是资本本性。当然,资产阶级的学者不会愉快地接受这个结论。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利润最大化就是无止尽追求剩余价值,效用最大化更多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效用的最大化。从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描述中看到了经济人非数学化的现实一面。众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随了斯密的观点,经过19世纪后期的边际革命,以资本家为原型的经济人逐渐隐去了他具有“人性”的一面,在现代经济学中只剩下了“机器人”的机械外壳。许多的资产阶级进步学者也有过相似的观点,只是限于阶级立场而分析得不够彻底。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在抨击斯密“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及其理论体系时就尖锐指出:“这个学说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①[8]这个分析一针见血,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李斯特没有也不可能更进一步指出:店老板就是资本家。
经济人的原型就是资本家,这个论断符合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许多人批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的行为人假设基础缺乏现实性,新制度经济学更倾向于“复杂人”的假设,把“经济人”假设中加进了信息约束和机会主义行为。例如程恩富认为西方经济学自利的“经济人”假设过于片面化,人的行为应当是具有主客观意义上的利己和利他两个方面。段雨澜(2004)[11]认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都具有合理性。但是如果把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明确指向资本和资本家,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时,相信没有人再会质疑其描述的真实性。
五、结论
性评述对于学习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学习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是很有必要的。本研究首先揭示了微观经济学市场主体选择理论的体系、内容及其逻辑构架。文中的表格内容可以帮助学习者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表格的框架可以使学习者更深入地学习微观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在国内,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者大多具备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通过学习对“机器人”原型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明白西方经济学只是在现代现象的基础上拓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基本结论,从而加深对于西方经济学方程和曲线的理解。对于授课者而言,正如高鸿业先生所说,市场主体选择理论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的第一个层次,自然也是最深的层次。驾驭这个部分的结构,理解经济人的原型,不但可以把西方经济学和学生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讲解还可以入木三分,更具穿透力和解释力。
对于初级西方经济学教材编撰者而言,把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展现给读者是教材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如果把内容的对称性和层次性以图表的形式展现出来,对学习者达到更高的层次和在全局上理解整个西方经济学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分析研究者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西方经济学在国内得以广泛传播。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家大多已经具备了很好的数理基础。然而正如弗里德曼展示的,增加必要的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知识对于应用西方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多掌握中国历史的资料有助于中国经济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用西方经济学日益精妙的分析工具去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但是正如许多研究揭示的,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预测中国经济问题远不如预测美国同一个问题准确,不论预测的工具多么精妙。要预测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的事实建立模型,走“从零散事实到典型事实到规律发现”之路(王诚,2007)。[12]按照经济人的实质就是资本的理解,用西方经济学预测经济问题,只要预测中或多或少涉及行为方程(所有的行为方程都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以前面的两个方程作为出发点),其准确度就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资本的控制力,也就是究竟有多少资源完全按照资本的方式来运营,或者究竟有多少资源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如果完全按照资本方式运营,则暗含了“人人都是资本家”的假设,或者资源(包括劳动者)都置于资本家的控制之下。其次才是资本的理性,即资本的成熟度如何,有没有按照“经济人”的行为方式运营,其中人格化资本主体是不是具备资本运营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其他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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