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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毕业论文:晚唐三家研究——文学变革与时代变迁中的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

添加时间:2018-02-02 21:45:17   浏览:次   作者: www.dxlw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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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的文学成就一直被视为晚唐文学高峰的标志。现今对他们的研究以个体研究最为充分,其次是“小李杜”、“温李”的并称与比较研究。有关温李对词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亦有不少。而将他们合在一起所作的研究则显得较为零散,大体还停留在文学史的一般性描述上,缺乏整体的观念与宏观的视野。
 
第一节 研究的目标与策略
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是晚唐文学中具有突出地位的三位作家,其中的两位:温和李,史称“温李”,一个是作为“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作为“新趋势的发扬者”①而写入文学史的,这基本是一个文学常识;②而另一位,当时人称之为“小杜”③的杜牧,则以他“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④的艺术风格而自成一家。这三者长久以来即作为晚唐文学的标志性高峰而为人们所认识。事实上,人们也正是通过他们的文学成就来确定作为“四唐”之一的晚唐的独立意义的。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也都把他们当作晚唐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予以介绍。近二三十年,关于晚唐文学的研究,总体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与转变,即在对杜、李、温⑤等重要作家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部分学者开始把目光移向其身后的唐末五代,乃至倾向于主张“将唐末从晚唐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来论述”⑥。这实际上是试图把传统意义上的晚唐分为前后两段,虽说这样的做法有将整体割裂开的嫌疑,却也自有它合理的因素与依据。这就是在杜、李、温之后的咸通(860)至天祐(907)年间⑦,时长尚有不到半个世纪,其作家与作品数量都很可观,是无论如何不能予以忽视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以杜李温为分界线把晚唐文学分为前后两部分,这样的二分法与其说是为了找回晚唐文学史曾经失落掉的后半部,倒不如说仍是变相地肯定了以杜李温为代表的前半部及其文学史观念。于是问题的关键点倒恐怕不在于一味地从唐末五代的文学中抬出“迥异于温李杜时代的独特个性与新变性”①以与其分庭抗礼,而更须揭示出文学的时代是如何从杜李温处过渡到唐末去的。因为只有较好地解决了杜李温作为晚唐前后期的分界线的实际问题,才能认为这样的分期是合理的,也才能逻辑地说明“将唐末从晚唐中剥离出来”后两者的统一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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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晚唐三家研究状况及成果
晚唐文学一般是指从唐敬宗宝历朝(公元 825 年至 827 年)到唐亡(公元 907 年)为止约八十年的时间。这段时期的文学,相对于百花齐放的盛唐与争奇斗艳的中唐,显得萧飒冷淡得多,因为整体上缺乏如盛、中唐时开阔的文学气象,又少有能与前辈巨匠比肩的文学大家,加上政局的混乱,社会的动荡,使得文士们大都散落在底层的各个角落,文学的创作遂失去了具有凝聚性意义的中心。这种初看起来一盘散沙的局面影响了后代对它的评价,直到今人陈伯海先生仍在其《唐诗学引论》中承认:“晚唐诗坛风气庞杂,门径分歧,至今尚不能说理清了头绪。”①由于上述种种不利的因素,晚唐文学在历史上的评价总体不高,宋代因为初期直承唐末五代的余风,又有西昆体的流行等因素,对晚唐文学较为关注,不过整体上仍是贬甚于褒。像欧阳修所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这基本已是肯定性的评论了,算是开了后来杨万里推崇晚唐诗的先声。其他如“晚唐诗尚切对,然气韵甚卑”(蔡居厚《诗史》)、“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吴可《藏海诗话》)、“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于斯世,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俞文豹《吹剑录》)等等,都是以贬为主调。至严羽《沧浪诗话》甚至于将“晚唐之下”的诗一概地斥之为“野狐外道”。②宋元以后,明人沿袭严羽等人对唐诗的分期评判,批评主流奉盛唐为“楷式”③,定优辨劣之下,对晚唐文学颇多贬斥。至明末,情况似乎发生了一点好转的迹象,特别是晚明,或许是出于同为乱世人的共鸣心理,一些学者开始为晚唐文学正名,由明入清的黄周星提出唐诗四季说:唐之一代,垂三百祀。不能有今日而无明日,有今年而无明年……夫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后可耳。岂可以此定诗人之高下哉!……故仆以为初盛中晚之分,犹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炎凝。欢赏恒于斯,怨咨恒于斯,不得谓夏劣于春,冬劣于秋也。(黄星周《唐诗快》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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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的生平
 
杜、李、温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也各有各的悲剧,但他们的人生最终都归于感伤,显示出时代的趋势性。从他们开始,唐代的士人对李唐政权表现出了明显的离心倾向。而他们的悲剧实质上就是时代的悲剧,文人的悲剧。
 
第一节 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的生平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生于当时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①的杜氏族中。京兆杜氏在当地是有名的簪缨世家,自魏晋以来,就瓜瓞延绵,人才辈出。李商隐誉之为“耿贾官勋大,荀陈地望清”。②远祖杜预为西晋名将,因平吴有功,受封为当阳侯。其人文武兼备,博通经籍,人称“杜武库”,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等。曾祖杜希望,唐玄宗开元年间平吐蕃有功,史书上说他“重然诺,所交游皆一时俊杰”,又说他“爱重文学”,③可见他平常所交游的俊杰应有不少的文学之士,盛唐诗人崔颢即出自其门下。祖父杜佑,杜希望第六子,著名的史学家,历任德、顺、宪宗三朝宰相,著有史学巨著《通典》二百卷。杜佑为人严谨务实,“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虽位极将相,仍手不释卷,一生“始终言行,无所玷缺”。④唯晚年时,妻子梁氏亡后,他不顾亲族子弟的反对把嬖妾李氏升为正室,史书云:“时论非之。”这种事对杜佑本没有什么“玷缺”的,不过从“时论非之”的评价中,我们倒可以窥见到当时封建礼法制度的森严以及舆论的苛刻。杜佑尚且如此,其余可知了。杜佑享年七十八岁,去世时,杜牧已十岁。祖父的为人品行,他是耳濡目染过的。从杜牧的一生来看,他喜谈兵论政,务实重理,对“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⑤颇为留心,确有些乃祖之风。杜佑对幼小的杜牧的持续影响还在于树立了一个注重实学、崇尚读书的世家门风。人们说,幼年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确实如此,在杜牧的祖父去世后二十八年,他自己也已三十八岁时,还曾向他的子侄写诗回忆这段难忘的家族历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地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①看来他对这样的家风不仅自觉地加以继承,而且还殷切地希望自己的子侄辈也能继承下去。他说“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②,也确是事实。杜佑生三子,第三子杜从郁,即杜牧的父亲,自小病弱,大概在杜佑死后几年就“夭丧”了。③不过,尽管杜牧是个世家子弟,但自他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后,彼时他还未成年,家道便中落了。据他自己的描述,情形已很是不堪:不仅继承来的三十间老屋已抵债于人,八年间十迁其居,奴婢也死的死,逃的逃,以至到了“食野蒿藿,寒无夜烛”的田地。④这种境况几乎已与出身寒微的李商隐自述的“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⑤差不多少了。这未必不是实情。相比之下,他的祖父杜佑的显赫门面,倒是被他的堂兄杜悰继承了去。杜悰,杜式方(杜佑次子)之子,尚岐阳公主(唐宪宗长女),会昌四年拜相,但他为政期间,据说只知一味的“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已全然没有了乃祖之风,所谓“佑之素风衰焉”。⑥大中五年,时四十一岁的李商隐奉幕主柳仲郢命赴西川,期间向镇守西川的杜悰一连献上两首四十韵的五言诗,⑦谀辞之中,楚客江蓠之咏,“登门惭后”⑧之叹,冀其荐幽进隐,结果证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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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人生的悲剧性
杜、李、温是晚唐前期的代表性作家,他们的人生尽管存在着种种差异,却无不是以悲剧而告终。“自负经纬才略”①的杜牧早年意气风发,积极进取,亦曾一度“官班执斧”,但甘露之变后,已明显的“胆薄多忧惧”,会昌年间遭遣后,更是日益颓放消沉,“勋业文章意已阑”(陆游《初冬杂题六首》其一)②,晚年不再图进,在“独佩一壶游,秋毫泰山小”③的醉意中,当年的英俊之气已消磨殆尽,年仅五十即郁郁而终。同样自负才华的李商隐亦是“名宦不进,坎壈终身”④,耿介的个性不但令他“处世钝如锥”⑤,更且令他泛梗天涯,一次次宿命般地行走在“依刘”之路上,在悲愤与感伤中度过了自己穷愁飘荡的孤苦一生。三人中以温庭筠的一生最为潦倒困顿,不仅因所谓“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测艳之词”等行为致“累年不第”,⑥更因此被统治阶层视为“狭邪”之辈而求仕无门,晚年穷居下僚,最后竟因一篇牓文得罪权臣,再贬县尉,以致于“窜死”。关于他们人生悲剧的原因,以往的论者大都把目光聚焦于当时的牛李党争上,试图从晚唐这一重要的政治斗争中寻找他们悲剧的现实根源。其中尤以对李商隐的探讨最为典型,争论也最多。有的论者说李商隐属李党,也有的说属牛党,还有的说他不过一个“小臣文士”,“绝无与于党局”⑦;而既“无与于党局”,其一生行径却又颇似深陷于党局的旋涡之中,人们遂又认为他是牛李党争下的牺牲品。总之,李商隐的悲剧即便不是他主动参与斗争的结果,也是这一斗争的客观的结果。诚然,离开牛李党争,李商隐的身上就会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地方。但所谓的牛李党争,其实为时并不长久,并且它的出现,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来看,不过也是唐朝腐败衰落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与症状。所有党争的参与者包括李德裕在内无不以悲剧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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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诗歌创作的时代贡献 ...... 98
第一节 中唐的文学新变与杜李温——从韩孟诗派说起 .... 98
第二节 杜、李、温与“晚唐异味” ...... 108
第三节 李商隐诗歌的用事与叙事 .......... 116
第四节 论杜牧诗歌的“当代性”及其感伤的时代特征 .... 125
第五节 “温李新声”的叙事性及其人物形象的原型意义 .......... 134
第四章 晚唐三家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140
第一节 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文学成就的差异及其成因 ...... 140
第二节 晚唐三家对后世的影响——感伤传统与中国文学史的人性思索 ...... 145
 
第四章 晚唐三家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晚唐三家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的“温李新声”,作为一种文学的潮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它的以女性为关注与同情对象这一点上。“温李新声”,作为一种感伤文学,标志着中国文学悲感传统深化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 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文学成就的差异及其成因
前面我们提到,晚唐三家,其中的两位,温李,一个是“新趋势的发扬者”,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①,具有突出的文学史地位。这里需要加以补充的是,杜牧则不仅以他“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②的艺术个性在整个唐代文学中卓然自成一家,更以他作品中“豪而艳”的“艳”质与温李一起代表了晚唐文学的时代潮流。如果说盛唐诗的标志性特征是在风骨、气象的雄浑上,中唐诗是在个性的多元上,那么,晚唐诗则是在气质的哀艳上。而这种哀艳的气质,首先就是从杜、李、温的身上体现出来的。哀艳,换个词说,就是伤美,即对美的感伤。刘熙载评价李商隐的诗,认为是“绚中有素”③,其实这个“素”也是杜牧、庭筠等人所共有的,是同一个时代内容,说到底就是一种对美的深沉的感伤。人们常常把温李的作品比喻为“秋花”、“夕照”,也就是看到了它们这共同的美的感伤气质。以上是将杜、李、温视为一个整体来说的。当然,作为三位各具艺术个性的作家,他们文学成就上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概括地说,杜牧的成就主要是在诗歌风格的独创性上,李商隐的诗自也独创一格,但他的成就更在对唐诗艺术的总结上,温庭筠则在于发扬了新趋势,为词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造成他们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家庭出身、人生遭际的不同,也有个性气质、思想方面的差异,当然也与他们各自的才能、文学理想、不同的艺术追求有关。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对他们差异的成因作一点探讨。就他们的出身条件而言,数杜牧最好。他的祖父,即杜佑,就在他出生的这一年,正式拜相,进入到人生最辉煌的阶段,直至元和七年致仕、病逝,前后达十年之久。杜牧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难得的家庭背景下度过的,他的祖父所树立的家族门风无疑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一个家族出身与难得的童年经历给杜牧的人生、性格、思想以及文学的创作带来了何种影响呢?首先,“去天尺五”的公相之家与剑佩丁当的大族风范,造成了杜牧不一般的心胸与眼界。杜牧志向高远,“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一生虽官小位卑,却一直密切地关注时局的动向,敢于越级向当权者出谋划策,史书上说他“敢论列大事”,就是指此。一个“敢”字确实道出了杜牧不同于一般士人的心胸、眼界与气魄。其次,如此家族背景下的难得的童年经历塑造出了杜牧颇为自信的人生态度与刚健豪迈的性格特点。杜郎俊爽,可以说,他的这股英俊爽健之气在晚唐阴柔的士气中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独放异彩。虽然到了人生最后的几年,在时代不幸的消磨下,他变得意气消沉,颓废伤感,昔日的风华凋谢了,但就其一生而言,他的性格的主体仍不失为刚健。第三,杜牧诗歌风格中“豪”的一面以及时不时出现的那点不甘平庸的“拗峭”之气,无疑就与他的这种性格特点有着莫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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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同为晚唐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一直被视为晚唐文学的高峰。现今对他们的研究以个体研究最为充分,其次是 “小李杜”、“温李”的比较与并称研究。有关温李对词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亦有不少。而对他们整体的研究则显得较为缺乏,大体还停留在文学史的一般性描述上,缺乏整体的观念与宏观的视野。杜、李、温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也各有各的悲剧性,但他们的人生显示出了一定的时代趋势性,最终都趋向于感伤。从他们开始,唐代的士人对李唐政权表现出了明显的离心倾向。他们的悲剧实质上就是时代的悲剧,文人的悲剧。从文人这个特殊群体看,杜牧大致处在中上层,李商隐处在中下层,温庭筠则处在最下层。孤立地看他们三人中的任一个,所谓的悲剧都是不完整的,而将他们合为一体,则能使我们体会到晚唐文人乃至中国文人的无奈、无依、无助的存在状态与孤独的心境。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处在中国文学的叙事转向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历史性转折中,李商隐以他天才的诗歌创作成为了唐诗的总结者,温庭筠则成为词这一新兴文体的实际开拓者,而杜牧则以他独特的诗歌风格卓然为一大家。他们的文学史意义与文学意义都很鲜明。他们的不朽的杰作早已超越了一定的时代局限而具有了星辰般永恒的文学价值。小杜、温李是历史形成的两个文学观念,是人们对晚唐文学的某种总结与共识。小杜与温李共同构成了晚唐文学的格局、高峰及界线。作为格局与高峰,他们是其他的晚唐作家难以比肩的,而作为界线,他们不仅作为时代精神的标志在中晚唐之间划出了一道鲜明的分界线,还在晚唐文学的内部划出了一道分界线,将之鲜明地分为前后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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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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