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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校书活动与文学形态

添加时间:2018-06-04 17:53:54   浏览:次   作者: www.dxlw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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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文学论文摘要又称概要、内容提要。摘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其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绪 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后世多将汉代视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时期,而其中重要一点,即是承认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典籍,几乎都经过了汉人的整理。凡有汉一代,明见于史籍所载的官方主导校书活动,共有七次之多,西汉时大力开展文献蒐集整理工作,并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藏书制度;东汉时期更是几乎每朝都有校书活动,特别是进行了经书标准化的定型工作。汉代人对于已有典籍的整理、校雠、改造工作有着制度化、规模化、经常化的特点,不但建有“石渠阁”“东观”“兰台”等专门机构,至于东汉还设“校书郎”之专职,同时还有一系列官方会议(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来讨论“五经异同”,皇帝常为之主持并“亲至临决”。东汉时几次大的校书活动后,最终有石经刊刻,经典的定型在政府的主导下最终完成。以上所述,一方面显示校书活动是贯穿于两汉四百余年的重要历史现象,自具有其研究价值;另一方面也显示本选题的开展有着充足的资料基础。对于汉代文献整理活动及其历史影响,历来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在某些特定方向上取得了很丰厚的成绩。突出的几点,如以经典为根据,探寻一家之学在汉代的发展,诸如“汉代《诗经》学”“汉代《春秋》学”“汉代《易》学”之类,专立于一经而探寻其在汉代的发展脉络,其中自然涉及到对于文献载体、传播方式、校雠传解、学派分途等的研究;再如对于刘向、刘歆父子所统领校书活动的研究,肯定刘氏父子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贡献、影响;还有如对于《汉书·艺文志》的研究。而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热度的不断上升,当代人已经认识到不管是“疑古”“信古”的老问题,还是“重写”“改写”思想史这样的新问题,两汉时期对古书的整理活动都应该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如在简帛学领域中所提出的古“书”源流问题、“早期文献”成型问题,都要回溯到汉代校书活动。这就促使我们应该对汉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作出一番整体梳理,要对汉代校书活动的具体实现过程进行细致考订,还要能将这一贯穿两汉的活动与对汉代学术、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考察充分融合,多角度、跨学科地重新审视这一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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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对汉代文献收藏、校理活动本身的考察,因其为古代“艺文”之事,可资使用的相关史料就较多。我们可以从《史记》《汉书》《两汉纪》《东观汉记》《后汉书》等书中获得直接记载的大量相关史实,并能在如《汉武故事》、《西京杂记》、郑樵《通志·校雠略》、徐天麟《西汉会要》的《图书》《赐书》等篇卷中获得很多辅助史料。而诸如张衡《西京赋》、李尤《东观铭》等文,对于诸多文化设施建筑有着详尽描摹,更是极为难得的材料。而对汉代文献整理工作,在一般的关涉到中国古典文献及图书档案学的现代著作中,都会有所涉及。据冯浩菲《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学术界》,2000 年第 4 期)统计,1982 年至 1998 年间公开出版的文献学著作就达 20部。进入 21 世纪以后,又有近十部专著相继出版或再版,相关论文更是无可计数。在这其中对于汉代文献工作,大致有几点共同的认识:一是肯定汉代为我国古代文献由口传阶段到文本写定阶段的定型期,并且承认汉代人大规模校书活动对于先秦流传的古籍做了全面的整理工作;二是确认汉人的文献收集整理工作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三是肯定汉人在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上的贡献,研究者普遍以为,汉代的文献工作基本奠定了后世文献学的基础。本文试图以汉代文献整理活动的具体实现过程为研究对象,并将着重点放到校书环节,下面就按照文献整理工作的大致流程,进行文献研究成果的梳理,同时提出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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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汉收书、藏书史实考论
 
中国图籍文献的形成源远流长,而自孔子删《诗》《书》,作《易传》,著《春秋》,奠定了先秦典籍的大体;再其后,战国诸雄皆有禁灭典籍的行为,至于秦则有“焚书”的恶行。至于汉代一统之后,先秦典籍是如何聚集,如何保留,又如何流传的?汉兴以来的文献工作形成了哪些基本制度?文献整理工作在汉代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在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章从西汉文献工作史实着笔,讨论西汉是如何收书、如何藏书、如何管理等问题。汉朝对于文献的收藏管理特别重视,在藏书处所及典守职官等方面,有着内、外两分的倾向。尤为使人注意的是,汉武帝“建藏书之策”之后,内书地位逐渐上升,其职掌情况也随着汉代制度变化而变化,总体上是依附于汉代内朝权力构建而变动的,文献工作成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抓手。
 
第一节 西汉收书史实考论
汉代“天下定于一”,政治一统,文化事业也在秦火之后重新焕发生机,其中重要的措施即是对于文献典籍的搜集整理。而对于西汉一世的文献搜集工作,如汉初是否有大举搜集典籍之事?“献书路广”是否起于武帝之世?武帝朝聚书之功大还是藏书整理之功大?研究者又往往持有不同观点。如清人周寿昌言:“汉求遗书始自武帝。”①顾实言:“《班志》曰:‘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未尽然也。”②;钟肇鹏言:“案‘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二句乃承上‘改秦之败’句,连类而及,此行文之便也。实则“改秦之败”,指孝惠四年三月除挟书之律。而“大收篇籍”二句,指武帝时言。”③以上皆是否认武帝前有大收篇籍之事。而逯耀东言:“虽然汉初就开始收集秦火剩余的图籍,惠帝更下除挟书之令,但有计划大规模搜集轶书,并建立典藏制度,却在汉武帝时。”④熊铁基言:“前此(武帝)的‘大收篇籍’,是不系统、不定规的。”⑤则是承认武帝之前有搜集文献之事,却又认为不值得大为表彰。姚名达则认为“汉代校书七次”,西汉计有三次,“高帝令‘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此为第一次之大整理。”武帝、成帝继之。⑥邓骏捷认为惠帝时除挟书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在“文帝之时,出现了汉朝求书的第一次高潮”,而“武帝之时,出现了汉朝求书的第二次高潮”。⑦同样,姚小鸥也认为:“汉代立国之初就着手建立自己的藏书制度”“西汉收集整理图书文献之大举共有三次:即汉兴、武帝及成帝、哀帝之世。所述脉络分明,事实不应混淆。”“汉代初年收集整理图书文献的规模和成效,和武帝时相比,称为“大收”“广开”并不为过。”⑧他们都肯定武帝之前已有“大收篇籍”之事,且论证了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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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的制度初定
庾信尝作《汉武帝聚书赞》一篇,文曰:“献书路广,藏书府开。秦儒出谷,汉简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来。坐观风俗,不出兰台。”64此是美化汉武帝广收篇籍的功劳。汉武帝以礼乐文教润色鸿业,向文学而“表章六经”,极为重视古籍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后人亦多将广收书籍的功劳归之于他。65但是对于汉武帝“聚书”这一文献整理工作的史实,史籍中虽数有记载,却大多于细节处语焉不详。《汉书·艺文志》载武帝元朔五年夏六月时,配合于朝廷大揽天下之士,为博士增置弟子员等举措,而同时有“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的行为。此事又可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儒林传》《汉书·武帝本纪》等处,可见确为史实。66“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透露出武帝时文献整理工作的历史细节,但对于这两句史料的确切含义,历来却没有一定之说。67本文将立足于对“建藏书之策”的辨析,以求阐明武帝元朔五年时的文献整理工作性质,以及由此而奠定形成的藏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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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口说到书写:经典文本化在汉代的生成.............. 123
第一节 汉代文字演化与书写系统的形成......... 123
一、雅言系统的解体......... 124
二、秦汉之际文字书写系统的整合........... 129
三、“写书之官”与西汉文字书写系统的趋稳.... 134
第二节 传授形态改变与经典文本化............... 140
第三节 先师口说与文本异读................ 157
一、《诗经·大雅·皇矣》异读.... 157
二、《毛诗》《关雎》经解.............. 160
第四章 文本形制与汉代文学形态的展开.... 169
第一节 口传形态与文学体式的形成.... 170
一、空间认知与口传文学体式的内在结构............ 170
二、叙述时间与口传文学体式的叙事形态............ 174
三、诗乐舞一体与口传文学体式的表述方式........ 179
第二节 典制仪式与文学的生产形态.... 185
一、从辞“器”分离看铭文的独立........... 186
二、歌诗的制作和使用与诗歌的生成机制............ 190
三、赋的礼仪功能与文化职能的融通....... 195
第三节 文本经典化与汉代文学“宗经”观的多维性............... 203
 
第四章 文本形制与汉代文学形态的展开
 
古代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审美等因素紧密关联,同时在此种关联中确立与发展自身的独立性。大致来讲,我们所采用的是一种“制度与文学”的视角,从“制度”形态来看古代文学所受到的影响及在此影响下确立起的基本格局。所谓“文学制度”或“制度文学”在当今研究者那里是不同的视阈,从“文学制度”切入者,剖析的是文学的内部机制的问题;从“制度文学”切入者,强调的则是文学形成的制度文化背景。146本文对于“制度”取较为宽泛的意义,即定位于文化制度范畴,在论述中侧重关注对于文学发展产生较为直接、明显影响的国家礼制、行政等文化制度。因为汉代在制度、行政、思想等方面是沟通先秦的,汉代文学又是依附于新的历史形势下国家建构、思想阐释、社会整合和行政运作而发展的,所以汉代文学形态的展开是先秦以来文化制度演进的产物,同时也是汉代制度文明形态演进的产物。汉代文学传播形态还处于由口传向书面文本转变的关键阶段,口传形态下时间、空间、诗乐舞一体等因素对于文学体式的影响,也会在汉代文学发展中得到体现。同时,汉代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国家制度建构与文化面貌都有着新的气象,汉代文学的发展虽接续先秦文学逐渐自觉的演进线索,但基本上是处于各种文学要素的整合时期,文学还不能作为独立力量自足地发展。为外部形态的礼制文化,依然对以辞赋为代表的汉代文学产生基础性的影响,影响着汉代文学特别是歌诗的生产形态,决定着其价值诉求、审美情趣与艺术格调等的形成。最后,文学要素发展至于汉代,在与典制仪式发生种种纠葛的同时,又发展着对书面语言表达及书面文献价值的着重强调,这也正是汉代文学“宗经”观形成的历史文化土壤。本章将对汉代文学形态及相关观念的考察,放到从口传到文本这一知识传播形态变化的文化背景中,并将其与西汉文献工作相结合,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汉代文学的发展以及相关形态、观念的生成,完全是在汉兴以来文献及学术工作的进展中充实起来的。
 
第一节 口传形态与文学体式的形成
文学体式作为作品外在格局与内在结构的一般规范,其形成受到各种显性与隐性因素的影响,并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状态。先秦迄于两汉,文学体式所发生的改变,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文学创作所依附的传播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文学作品的流传,由口耳相传转为对乐舞体制的依附,再转为对于书写文本的凭籍,每一阶段都对文学体式产生新的要求。口耳相传时代,要重视时间标尺、地理标识等问题,以在文学作品内部开拓记忆空间;诗乐舞文明阶段,则依托于外在的乐舞机制,并在文学体式上做出调整;文本书写阶段,更要在继承前此阶段文学要素的同时,重视文本的独立性。传播机制与形态的变换,相应的就对文学体式产生变革的要求,并最终决定了文学呈现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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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以汉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西汉中央政府的文献收集活动,文献校理活动,以及校书官员、管理机构的设置等方面情况。汉代校书活动过程复杂曲折,关涉层面繁多,要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深入掌握,所牵涉的是汉代历史制度、政治文化、学术风气诸多维度,并不可避免地要在文献学与史学、经学、文学等交叉点上展开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若能辨明西汉校书活动中的历史事实,归纳西汉校书活动的制度设定,理清校书活动与两汉史学、经学、文学发展的相互关系,也就彰显了本选题的研究价值。汉代校书活动,直接关涉到中国古代经典的变化与形成。中华经典的定本正是通过汉代学者整理而完成的。通过两汉校书活动,汉时人对于先秦典籍所施加的影响,或是校理,或是整合,或是改造,究竟至于何种程度?这将影响到学术研究的诸多方面。若言校理,则重在汉代人在文献校雠、注解上的贡献,正如汉初河间献王刘德雅好学问,收书“与汉朝等”,其对待文献整理的最重要原则即为“实事求是”。汉人校书时以“章”为基本文献单元,发展出了章句、训诂的学术传统,对于先秦文献的文字训释、义理疏通,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若言整合,则重在汉时人对于先秦典籍所做的梳理、分类之功,有着更明显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如司马谈时已有《论六家要旨》,此是对战国以来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之学术考辩与总结意识的承继;而对于校书活动中文献编目的学术意义的揭示,则可将汉代校书活动整体视为先秦学术的总结活动。先秦至于汉代,文献多是以单篇形式流传,汉代中央藏书在武帝前或还多是单篇的形式。而成帝时刘向的工作,则是通过对文献材料的分类、取舍、加工、次序、组合、缮写,使早期文献得到了后世意义上的“书”的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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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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