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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性的关照与升华——李劼人袍哥文学叙事研究

添加时间:2018-07-14 20:53:28   浏览:次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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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文学论文不仅要深入剖析作家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特色、文学价值,还要熟知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文学团体和主要流派并分析思考出现的文学现象及其兴衰过程、产生原因及其历史影响等等,还要参考相关的文学理论,深入了解文学的本质、构成、创作手法、文学鉴赏、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古今中外美学名家对美的本质、特点以及审美问题的探讨和认识。(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1 绪 论
 
袍哥作为巴蜀地区哥老会的独有形态,当发展至民国时期已然成为该地区最为活跃的帮会,其地方势力渗入到包括官、兵、绅、商在内的各种“体面”阶层,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可以说大多数巴蜀地区的文人都在这样的“匪文化”中浸润过。左翼作家领袖之一的阳翰笙就曾说,接触袍哥是自己“人生启蒙时所读的几本大书”之一,[1]此外吴虞、沙汀、康白情等作家均与四川袍哥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而通过一部《死水微澜》就让袍哥形象深入人心的李劼人与现实中的袍哥群体有着更为直接的接触:当年军阀刘文辉属下一连长支使票匪将李劼人刚满四岁的儿子李远岑绑架,在近乎绝望之际,李劼人结识了名为“邝瞎子”的袍哥大爷,这位豪爽仗义的袍哥经过多方打点,终于将小远岑解救。[2]儿子被绑票的经历让李劼人对袍哥群体投注了更为深邃的目光,对这一四川民间帮会开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反映到了他的文学创作中,像《死水微澜》中的罗歪嘴就是以邝瞎子为原型。虽说将袍哥形象纳入写作的巴蜀作家并不止李劼人一位,但是李劼人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代表性,其中最显著的一点——不少学者亦已谈及——便是李劼人将人性张扬的光辉赋予了他笔下那些反叛传统道德、反抗礼教束缚的各类世俗化人物。正如杨联芬在评价《死水微澜》时所说:“‘道德’的评价在李劼人笔下退隐,人性的真与善,上升为‘美’。”[3]这种“人性美”不仅源自读者在阅读李劼人作品时的直观感受,也与李劼人的个人因素、巴蜀地区的区域文化特色、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写作选择相关。以此为问题意识,本论文将主要以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尤其是《死水微澜》)为考察对象,结合对其他相关作品的讨论,进一步挖掘李劼人袍哥叙事对自然人性的关照及其背后投射出的文化、历史、社会信息。
 
1.1 研究对象:李劼人的袍哥叙事与背景
在国内流行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少有见到李劼人的影子。这显著表现在文学史往往对其文学贡献、特色一笔带过,如果将这归因于巴蜀地区偏居西南一隅,其文学成就整体逊于其他文化重镇,那同为川籍作家的郭沫若和巴金,却能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郭沫若曾在读毕《暴风雨前》后喟叹“李君确有大家风度,文笔自由自在,时代及环境的刻画均逼真。中国文坛竟无人提起,殊属异事……他有那样的成绩,而他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4]足见李劼人在当时文坛的“怀才不遇”。郭沫若还在《中国左拉之待望》这篇文章中盛赞李劼人为“中国的左拉”,这是郭老对其文学成就的高度肯定,虽说其中难免掺杂了好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但这一称号也绝非高估了李劼人的文学成就。现今,学界普遍认可李劼人是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开拓者,这主要因为他深受法国“大河小说”的历史叙事和自然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其写作带有明显的历史叙事意识和客观性追求,叙事结构亦注重恢弘的整体构架和真实细腻的细节描写,因而郭沫若将其小说称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5]需要注意的是,李劼人所秉持的写作理念与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主流文学之间有某种程度上的罅隙——“他秉持的不但不是道德的尺度,也不是阶级论的尺度,而是人性的尺度”。[6]所谓“道德”亦或“阶级论”的尺度是知识分子们面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文化语境所作的普遍性选择,因此,在革命文学语境中,李劼人这种仿佛“置身事外”的文学态度便显得有些突兀,得不到主流群体的推崇大概也合情理。然而,恰恰由于他这种看似“不谙世事”的写作态度赋予了他文学作品更多特殊价值,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便是李劼人将一种人性美灌注到了他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中,袍哥形象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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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在细数研究现状之前,本文将首先说明“袍哥叙事”的概念特性及其所涉及的研究范围。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曾坦言,“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10]钱穆也曾将中国文化分为城市、乡村、山林、江湖四种类型,[11]其中对“土匪”和“江湖”的强调已然暗示着那些作为主流社会异质体的民间隐形组织具有强盛的社会势力,他们不仅对其他社会成员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更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土匪”二字其实只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中国可谓遍地匪盗,这个单一的称号并不能代表不同地区“山大王”的特殊性;单个的散匪、流氓并不具有土匪“占山为王”的势力,称作地痞也许更合适;《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以“替天行道”行忠义为宗旨,被官府冠以“土匪”的称号实则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压制,现实中的某些民间互助组织亦如是;等等。此处强调“土匪”的微妙之处意在说明这一大而化之的概念其实具有一定程度的遮蔽性,其背后的历史、人文因素受到了屏蔽和忽略。袍哥作为建国前巴蜀地区特有的社会群体,笼统、模糊的“土匪”二字并不能充分表现该群体的特点,因此,本文将以“袍哥叙事”取代“土匪叙事”。在此规约下,本文将把目光仅限于巴蜀地区的袍哥群体在李劼人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这一方面出于追求更为细致、贴切的讨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其他地区的匪类叙事相区别。就研究现状来说,鉴于学界对李劼人及袍哥的文学形象研究较少,也为了更为全面地说明前人的现关研究,在此将以“土匪叙事”研究、“袍哥”的史学研究、“李劼人小说”研究三类分别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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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学的江湖情结与李劼人的袍哥叙事特色
 
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中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道出了他心向往之的仁者德行,其中“庙堂”与“江湖”,“高”与“远”,“君”与“民”形成了两种有趣的对比,这种对比将中国社会类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暗示仁者不论处在哪种境遇,都勿忘肩上的道义职责。这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正如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所认为的,中国历来有两个相对应的社会:一个是属于文人学士的,以孔孟教化为意识形态的正统显性社会;一个是属于游民群体的,以游民意识为表现形式的民间隐性社会。[15]在隐性社会里活跃着的,是一群无法在主流社会占据一席之地的人,他们脱离了宗法家族秩序,为了生存,相互抱团组建起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隐性社会,亦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意识。相应的,那些描写隐性社会的文艺作品,正因其表达了与主流社会不同的思想意识而极富魅力。从通俗小说《水浒》、《说唐》里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到现代小说《死水微澜》、《长夜》、《南行记》里强悍野蛮又难分善恶的乡野强人,到十七年文学《林海雪原》、《红旗谱》中受到红色政权规训的绿林土匪,再到新时期《红高粱》、《逛山》系列以土匪形象寄托对民族生存、生命状态的思考。层出不穷的文学作品对这个隐性社会凝聚了诸多深邃的目光,一系列亦侠亦匪、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谱写着时代的变奏曲。袍哥群体作为隐性社会里的一部分,除了其群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之外,文学中的袍哥——尤其是李劼人笔下的袍哥形象,更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2.1 游民匪盗:(巴蜀)现代文学江湖情结的载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江湖人物的痴迷,可以说已凝结为一种情结挥之不去。正如蔡翔在《侠与义: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中认为“江湖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众多构成因素之一,“它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由侠义、力量、自由等因素构成,以人间正义的代表自居,在缺乏法治的中国社会中,它常常代表法律,以杀止杀、以暴力对抗暴力”。[16]至于江湖文化的起源,蔡翔在《当代小说中土匪形象的修辞变化》一文中指出,自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后,“江湖”逐渐凭借其“活动性”或“动态”的性质幻化为传统知识分子心中“自由、公正、平等”的理想乌托邦,“江湖文化”遂成为了中国文学的重要取材资源,武侠小说这一艺术品种也由此演变而来。[17]在历史上,尤其是自宋代始,当重文轻武迫使社会进行转型时,对“朴刀杆棒”的崇拜和描写更多地出现在民间的通俗文艺作品中,加之宋代经济的发展推动城市的繁荣以及居民生活需求的增长,民间艺人书写了大量“说话”(包括说唱艺术,如诸宫调等)和戏曲,例如“三国”与“水浒”的故事,其名目已经出现在当时的“说话”中,只是此时尚未得到后世文人的修订和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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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劼人的袍哥叙事:赤裸而真实的自然人性
若仔细考察作为文学家的李劼人,首先定会困惑于他在文学接受上的谜题。在对于李劼人的相关研究中,往往都会提及这位在文学史上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作家,虽说郭沫若曾以“中国的左拉”为他加冕,以“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盛赞其作品的价值,但学界对他的研究一直寥寥无几,他真正得到关注时已经到了 80 年代。对此,曹聚仁、司马长风等评论者都表示过困惑,并推测这是由于文坛流派间的门户之争,也有人提及这种状况其实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涉及李劼人的“市民文化精神”,“传播的地域性、题材与时代环境及作品数量少”以及“改写的自我否定”等因素。[39]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都让人隐隐感受着这位现代作家非比寻常的个人、写作经历。郭沫若给李劼人冠以“中国的左拉”的称号,这与李劼人早年留学法国,深受法国文学影响,并书写出类似法国“大河小说”的写作成就有关。然而我们对李劼人的了解并不能仅仅止于他走出夔门的经历,因为他的一生正如他笔下的三部曲一样具有多种面向:既受到东方的传统教育,也有对西方文学的系统学习;既有精英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也能为了生计索性当灶边庖厨,并乐在其中;既能写小说做一个清静的文人,也能作为副市长承担起对世相民生的职责。所以一个集教授、译者、厨师、实业家、副市长身份的李劼人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人,他的作品也难以用某一种指标去衡量。像他的“大河三部曲”,其宏大和复杂的程度有目共睹,虽然这种“大”可能导致人物线索杂乱,主题不够鲜明,然而其中对社会历史反映出的深度广度却是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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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袍哥叙事的具象分析.............27
3.1“大河三部曲”与《死水微澜》..........27
3.2罗歪嘴:人性的真实与鲜活 .......30
3.3范绍增:罗歪嘴故事的延续 .......38
4李劼人袍哥叙事的个人、本土、外来资源.....47
4.1取材选择:对写实的坚守 ...........48
4.2本土烙印:巴蜀地域文化 ...........50
4.3对法国文学的批判性吸收 ...........59
5李劼人袍哥叙事的文学史意义...........67
5.1四川现代小说的“袍哥气质” .............67
5.2李劼人:一个被忽视的袍哥叙述者 .....69
5.3对李劼人袍哥叙事文学史地位的思考 ...........70
 
5 李劼人袍哥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李劼人的名字在大众眼里是陌生的,这种情况自李劼人步入文坛至今也没有太大改观。虽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借助文艺界的解冻“暖流”获得了不少关注的目光,然而相较于沈从文、张爱玲研究在八十年代的傲然“崛起”,李劼人的研究依旧相对冷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不乏关注他“尴尬”文学史地位以及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章,前者主要从整体面貌上分析他的文学史境遇问题,后者则普遍抽取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分类、概括、比较的方式加以剖析。即是说,学界对于李劼人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而已有的研究成果类别也相对单调,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李劼人文学作品的丰富性。事实上,袍哥群体是李劼人作品中的重要角色,可以说,李劼人作品中的袍哥群体应成为是李劼人研究中的重点,李劼人小说的袍哥叙事研究也应在文学史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5.1 四川现代小说的“袍哥气质”
正如前文所讲,袍哥是活跃在巴蜀地区庞大而独特的帮会组织,他们身上凝聚着巴蜀特有的地域文化印记,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袍哥在巴蜀具有相当大的活动范围和群体势力,他们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其人数之众,竟有“同志军,哥老也”的说法,①尤其在清朝覆灭后,袍哥群体公开化,组织成员数量和活动范围大大扩展,巴蜀大地一时间遍布袍哥,这一群体的壮大同时也促使巴蜀袍哥文化进一步繁荣,使巴蜀的地域文化也掺入了一股浓浓的“江湖味道”。成长于巴蜀的作家们深深地浸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沙汀的舅舅、岳父,郭沫若的幺叔,吴虞的舅舅均是当地的袍哥,而亲自参加过袍哥组织的有沙汀、郭沫若、康白情,与袍哥有过接触和了解的则更多,其中就包括李劼人。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塑造是潜移默化的,何况不少作家本就是袍哥群体的一分子。如果我们将袍哥群体的存在样貌、行事作风、处世方式看成是一种“气质”,那么这种袍哥气质的首要特点便是反叛性。这种反叛性又根植于巴蜀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自古以来的地域文化氛围:险恶的自然环境隔绝了巴蜀与外面的世界,也为巴蜀地区帮匪的滋生提供了天然条件,所谓“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自然中有猛虎长蛇,也有虎视鹰瞵的山大王和地方恶霸,加上巴蜀偏居西南,天高皇帝远,中央政权的鞭长莫及让这些地方豪强活得逍遥自在;而巴蜀自古就是一个不服王化之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儒家礼制和正统文化之风无法吹进重峦叠嶂的巴蜀,加上生存环境的险恶,形成了蜀人暴躁、直率和粗野的性格,这种具有“原始野性”成分的文化与拘谨、恭顺的儒家文化间水火不容。在这样的地域文化氛围中,则多有“叛徒”和“反贼”,他们不安于民康物阜的太平生活,反而渴望纲纪废弛的乱世,并意图在乱世中如鱼得水,谋得权势与荣华。从本质上来讲,袍哥正是这样一群人,反叛气质正是他们谋求生存的手段,以及辨识自我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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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历史上的袍哥应“反清复明”而产生,至近现代,他们在地方治理、民族革命和政治斗争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四川民间势力的独有形态,自然地成为了本土作家笔下极具特色的文学形象之一,其中尤以李劼人和沙汀最为突出。然而,二人对于袍哥的写作实践有着很大的区别——虽说与李劼人相比,沙汀与袍哥的交集更多,浸润了更为浓厚的袍哥文化,但在接受了新文化思想启蒙与左翼文学的影响后,沙汀自觉地选择了以更为冷峻的批判性目光去回望那个遍地袍哥的巴蜀,呈现出的往往是巴蜀黑暗、腐朽、混乱的社会现实,其笔下的袍哥则成为了一帮操控着地方治理权而鱼肉乡邻的恶霸。与沙汀不同,李劼人笔下的袍哥不再仅仅是被批判的对象,反而具有了更为饱满、丰富的表现形态,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于李劼人并不回避袍哥群体的种种局限性,反而在“人”的层面赋予了他们美感。他的袍哥叙事不再是反映清末民初巴蜀黑暗现实的载体——李劼人选择了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结合对四川地方风物、文化以及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考量,最终达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烙印的叙事效果。在对袍哥的具体写作中,李劼人过滤掉了作者的多余情感,剥离了多余的道德评价和伦理准则,以某种去“英雄化”的味道,最终使得他笔下的袍哥叙事散发出强烈的民间化、世俗化气息。李劼人的袍哥叙事集中展现在他的“大河三部曲”中,所描写的人物包括《死水微澜》中的罗歪嘴与《大波》中参与四川保路运动的袍哥群体,其中以《死水微澜》为主要代表。该小说以即将爆发的辛亥革命为背景,以袍哥、教民、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为主要线索,以外来洋教与本土袍哥势力之间的冲突为高潮,讲述了一个充满世俗化气息,镌刻男女情爱、个人生存、权力争夺字眼的故事。虽说李劼人将《死水微澜》的故事置于风雨飘摇的晚清与辛亥革命之间,但其中革命与政治的因素不够抢眼,反而是小镇里个人爱恨情仇的光彩更为绚烂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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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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