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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寨权力网络中的政治宗族及其治理

添加时间:2018-03-31 17:48:09   浏览:次   作者: www.dxlw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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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政治论文,政治论文涉及民主制度、政治哲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台湾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等多方面的内容,是政治研究工作的记录和总结。(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我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宗族作为乡村社会的内生资源,是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在“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①的传统社会中,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利用宗族伦理和宗法制度来实现道德教化和社会治理,宗族因而成为连接国家和乡村社会的重要桥梁。从整体上来看,宗族在我国国家治理中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从西周至战国时期,我国普遍实行宗法制度。它是按照血缘关系,由贵族分配国家权力以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国家组织和宗族组织相融合,政治等级和宗法等级完全一致。其中,商朝实行以区分直旁系的嫡庶制、继承制和大小宗制为内容的宗族制。周朝的宗法制是一种权利继承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臣关系为纲纪,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维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逐步废除,宗族制度也开始面临瓦解。总之,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突出表现为以王室和诸侯王为代表的“王族治理”。从秦汉到隋唐五代,我国主要采用的是士族门阀治理。门阀是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这种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②它非常重视个人的出身而非才能、品德对仕途的影响,往往造成国家重要官职为若干家族所垄断。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社会的变革逐步缩小了士庶之间的界限,也加速了士族的崩溃。因此,这个时期的国家治理主要体现为“门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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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意义
“村”与“宗族”皆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这两种组织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皆发生了重要变化。①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宗族仍然在乡村治理活动中发挥着若隐若现的功能。因此,探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宗族及其活动效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维护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和谐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存在着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村民委员会是正式权力的载体。而散布在乡村社会中的宗族、宗教协会、妇女团体等各类非正式组织,是各种非正式权力的运行主体。而宗族作为非正式权力的主要载体之一,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部分家族通过这种血亲关系来实现自我利益分配和调节。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血亲关系,宗族表现出很强的自闭性和排他性,因而也极有可能成为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的“绊脚石”,并危及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研究宗族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便成为一个必要的研究课题,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从乡村社会现实来看,乡村治理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行使自治权力的重要载体。广大村民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来实现对村级事务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家族势力为依靠的黑恶势力对村委会选举的操控,使得“贿选”成为一个普遍的农村问题。通过“贿选”当选的家族精英,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家族势力的掣肘,徘徊于“情”与“法”之中,甚至作出危害村民合法利益、阻碍村民合法权力实现等不法行为。因此,该研究着重选取村委会换届选举和公共事务处理这两个主要场景,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来分析家族成员的心理动机和行为表现,并深入探讨家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活动效果,以进一步提出发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政策建议,这对于当前民族地区基层民主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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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J 村的宗族及其双重影响因素
 
J 村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属于偏远村落。该村有近 1000 年的历史,在绵延的历史长河里,这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仍然保存着部分宗族传统,也是羌寨权力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着重从该村的宗族及其双重影响因素来具体分析:
 
一、J 村的宗族概况
J 村的宗族表现为以“朱、文、熊、许”四大家族为主的特征。根据王铭铭对家族与村落结合的划分类型①,J 村属于复主姓村,即 50%人口由两个以上的大家族占据。当笔者问及家族的历史渊源:朱家老人这样讲到②:“我们村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了,一开始是只有朱、熊二姓。祖上坟地里最古老的墓碑只有一个,那个是个合葬坟,代表着朱家和熊家不能开亲。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一个男的(朱氏),一个女的(熊氏),整个后代都是他们两人留下来的。朱家和熊家都是亲兄弟姊妹,就像现在法律上说的“近亲不得结婚”。不过现在后代多得很,几代以外的可以开亲了。当时墓碑上还写着“朱、熊不能开亲”,现在风化喽,字迹早都模糊喽。许家和文家都是后头才移来的。”许家族人这样说:“我们祖上是‘湖广填四川时’③搬来的,祖籍就是湖北省孝感市的。”文家人说:“年代太久远喽,不晓得祖上在什么地方,只记得好像是在安徽一带。”笔者查阅文氏的迁徙历史资料获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文氏族人播迁于江淮一带。春秋末年,楚国人文种,在越国任大夫,辅佐越王勾践,君臣刻苦图强,终于灭亡吴国。西汉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人文翁,景帝末年任蜀都守,对当地文化发展有贡献,其后代有一支在四川发展繁衍。④至于其他小姓家族,例如藏族姓氏是通过婚姻关系,由娶进村的藏族媳妇而得来的。再如罗姓人家,是由于汶川 5·12 大地震后,部分重灾区的村民迁徙到该村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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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J 村的宗族信仰问题
宗教信仰是一个人文化属性的重要衡量指标。这是因为,信仰对家族成员的心理和行为具有一定的浸润性。宗教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将教义逐渐转变为宗族成员的道德观和家族观,在过去一些时期,一些家族甚至将宗教教义作为家族族规,来规约家族成员的行为。从表 2-2 来看,数据结果显示 J 村无宗教信仰(主要是汉族)的村民占 51.3%,伊斯兰教占 6.6%,藏传佛教占 7.2%,而羌族信仰占 34.9%。值得注意的是,与表 2-1 中显示的,羌族人口占样本总数的 53.3%,也就是说假设全部羌族人口都信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那么在同样的样本总量中,羌族信仰的占比应该也为 53.3%,而实际却只有34.9%。同时,对比两组数据,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人数都没有上升,这意味着占 18.4%(53.3%-34.9%)的羌人选择了“无宗教信仰”,同理有 4.7%(11.3%-6.6%)的回民选择了“无宗教信仰”,这说明羌族和回族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汉化现象”,从而使得 J 村的村落信仰以“无宗教信仰”占主导。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 J 村,在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我们也能够寻觅到“汉化”的影子。“汉化”是当前这些村落里文化适应的一种表现。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相互影响而造成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文化变迁。①笔者在与村民的交流中也发现,很多羌民已经忘记羌族语言而讲汉语了,最典型的是一些高龄的羌族老婆婆们也已不会讲“羌话”。但是,“汉化”并非是构建法治秩序的唯一出路,也绝非最好出路。②在我国多民族聚居的村庄里,保存民族的多样性不仅有助于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也有助于培养各民族成员的包容胸怀,从而更有利于促进村民的“自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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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J 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宗族 ........... 25
一、羌寨权力网络中的宗族政治 ................ 25
二、宗族成员在选举过程中的心理取向 ........... 26
(一)村干部家族化 ..... 26
(二)家族商议性 ....... 27
三、宗族成员在选举过程中的行为取向 ........... 28
(一)本家族取向 ....... 28
(二)投票标准 ......... 28
四、不同家族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具体表现 ....... 29
(一)强势家族 ......... 29
(二)弱势家族 ......... 32
第四章 J 村公共生活中的宗族 ................. 34
一、宗族成员在乡村公共生活中的心理取向 ........ 34
(一)宗族庇护性 ....... 34
(二)宗族成员亲近度 ................. 35
(三)不同群体对宗族的心理倾向分析 ................. 35
二、宗族成员在乡村公共生活中的行为表现 ........ 37
(一)家族公共生活中的宗族取向 ....... 37
(二)村庄公共事务中的宗族取向 ....... 38
三、遭遇冲突:不同宗族成员的行为表现 .......... 39
第五章 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 43
一、注重引导并利用宗族资源以优化“羌寨权力网络” ............... 43
二、加强村民社会流动以打破宗族利益固化格局 ..... 44
三、推行法治化建设以深化基层民主的建设和发展 .... 45
四、创新乡村治理机制以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 ................ 46
 
第五章 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注重引导并利用宗族资源以优化“羌寨权力网络”
宗族是羌寨权力网络中的一种特殊权力,也是乡村治理的一种特殊资源。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本土性和双面性。从本土性来看,上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传统中,宗族是基层治理所依赖的主要力量之一。由宗族的历史发展变迁过程可知,宗族并未在我国广大的乡村治理领域里完全“遁形”,尤其是以文化形式留存的宗族仍然成为影响乡村治理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乡村社会中,宗族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力量,不仅深入民心,而且力量强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哪个组织获得了宗族力量的支持,就意味着获取了乡村社会里的重要权威。这也是宗族势力能够深刻影响村委会换届选举以及村民公共生活的重要原因。从双面性来看,宗族作为羌寨权力网络中的一种非正式权力,若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家族成员所使用,将发挥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局面的积极作用。相反,若为谋求私利的家族成员所利用,则往往成为降低乡村治理绩效的一股消极力量。由于宗族自身具备的本土性和双面性的特征,这就决定宗族必须要得到正确的引导和利用,才能发挥出其治村的应有效果。因此,优化羌寨权力网络的实质是发挥家族成员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并规避家族成员片面追逐私利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得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权力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对此,基层政府一方面要规避这些家族成员发挥其消极影响。例如,在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以及涉及村委资金较多的公共事务中,基层政府需加大监督力度。例如,在县、乡政府下拨的数额较大的村级资金管理中,基层政府也可以委派监督员,不定期对这些重大资金支出情况进行核查,以压缩村干部的贪腐空间,并减少一些非法谋取私利的家族成员对村级财务的干涉。对于村委会换届选举,可以委派上级政府代表作为监督人,使得他们难以进行“暗箱操作”,对于利用暴力胁迫等手段获取选票的非法行为,可以运用法律对其予以制裁。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可以合理利用一些家族成员并激发其治村的正能量。这些村民可以成为村民合法权益的“捍卫者”,在乡村治理活动中可以充当强有力的“监督者”和“维护者”。村委会是村民自治性组织,在村级权力运行过程中,这些家族精英,如前文所述朱老书记,可以在本家族势力的支持下,勇于不定期对村级事务进行核查,以保证村民自治权力的规范运行。当违法乱纪行为发生时,这些强势的家族精英可以作为其他弱势家族的利益代言人,对涉案人员进行问责,从而成为村民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由此可知,作为羌寨权力网络中一种显性的非正式权力,宗族是把“双刃剑”。在乡村治理中,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家族成员正向的治村功能,并最大限度地遏制一些家族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才能确保村级各项权力的平稳运行,从而为乡村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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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羌寨权力网络中,村庄政治常常受到家族势力的干预,是由于家族势力与村庄政治活动领域的重合。通常来说,宗族势力越强,它对村庄政治的干预程度越强。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村庄中缺乏必要的社会参与机制,使得家族势力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追求过多集中体现在对村委会民主换届选举的权力竞取中。对于部分家族精英来说,要在村庄事务中表现出更大的话语权,或是更好实现尊严和价值,几乎别无他法,最好的途径是夺得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胜利而成为体制内干部。这既激发了民主参与的活跃度,也在某种情况下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当这些家族精英为赢得换届选举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时,势必会造成对其他村民民主权利的侵害,不仅不利于基层民主的建设,也大大削弱乡村治理能力。然而,村委会拥有的正式权力和家族拥有的非正式权力并非是羌寨权力网络的全部。J 村由于地处九寨沟、黄龙等著名景点的下游,因而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由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旅游协会经济收入可观,且旨在为村民和游客提供旅游资源和旅游服务,实现信息共享。同时,J 村作为多民族聚居的村寨,村民因自身羌族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信仰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宗教协会,与宗族和旅游协会都属于村庄非正式组织,也可以成为村民施展才能和抱负的舞台。此外,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需进一步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村庄可以重点发展以下三类社会组织。一是经济性组织。J 村村后连绵的高山是一座“天然中药库”生长着冬虫夏草、川贝母、党参、黄芪、红豆杉和红景天等名贵药材,以及羌活、秦艽、大黄、党归、金银花等大宗药材。该村也盛产羊肚菌、香菇等菌类和蜂蜜。但大多以村民沿公路摆摊售卖为主要销售渠道。对此,村庄可以成立农特产协会,采取网上营销等方式来实现农产品的推广。一些村民通过建立合作制度也可以开展创新和创业活动。二是文化性组织。例如,浙江上虞市的“乡贤研究会”,是乡土文化的“110”和文化策划的“智囊团”。再如,广东云浮以乡贤理事会为机制创新点,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重塑乡村社会共同体中发挥出了积极功能。①三是政治性组织。例如在实践探索中,成都市青白江区芦稿村设立了“村民议事会”,通过合法有效的三级授权,与“加强沟通出题子、科学决策定调子、民主商讨定盘子、强化监督查漏子和结果公示亮底子”的规范性议事流程,加强了村民的民主协商能力,更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②总之,这些创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将为宗族精英参与乡村公共活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从而更有效地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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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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