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性质、自愿业绩预告与财会预算卸责

 

1.引 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预算起初是政府控制和管理财政的一种手段，20 世纪初这种方法被应用于企业管理。在预算的发展历程中，从最早的强制预算，再到今天的战略预算、绩效预算以及作业基础预算等，可以看出预算在企业管理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美国杜邦、通用电气等是第一批将预算纳入企业管理之中的公司，在这之后预算管理逐渐被人们熟知。迄今为止，预算管理仍是政府和企业使用最广泛的管理控制方法(Beyond Budgeting RoundTable，2001)。我国的预算管理发展比起西方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西方管理会计思想才逐步推动预算管理在我国的发展。我国学者在评价预算重要性的时候，更是将公司治理、公司管理、内部控制、薪酬定价等内容与预算管理紧密联系在一起(高晨等，2007；吴粒等，2012)。随着人们对预算管理方法的认同，它在企业和政府的各项事务管理控制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然而，由于预算外部和内部环境客观性的变化以及预算责任人自身的私利行为的存在，会引致预算管理的有效性以及预算质量受到损害，因此预算管理不断遭到各界人士的质疑，预算管理方法在全球范围内也不断遭到实务界的批评，而这一后果的重要原因就是预算卸责等机会主义行为。相关学者认为，预算管理在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为预算责任人留下了攫取私利的空间，以至于管理者有条件和动机制造预算机会主义行为。相对于西方的盈利预测机制，我国业绩预告从形式上来说与之相仿，但是从性质上来说我国业绩预告具有半强制性的特点。我国业绩预告制度始于 1998 年年报，此后不断进行了调整(详见表 1-1)，直到 2006 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且带有强制性的业绩预告制度1，而对于不属于强制性要求的上市公司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披露业绩预告。在此之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基本不存在盈利预测机制，由于管理者与股东、投资者等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由此引发的管理者业绩预告违规行为严重扰乱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我国半强制性质的业绩预告制度旨在缓解各方信息不对称、保护我国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郑建明，2015)。业绩预告作为一种盈利预测信号传递工具，与公司经营情况、股东和管理层各自利益以及企业声誉和价值等脉脉相通(冯子轩，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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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遵循实证研究的模式，把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并对论文的结构和思路进行总结。全文具体安排阐释如下：第 1 章：引言。本部分重点围绕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创新来引出全文，最后对本文主要变量的概念进行界定。第 2 章：文献综述。本部分重点围绕本文三个主变量来介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其中包括预算卸责、自愿业绩预告、所有权性质以及三者关系的研究现状等，最后对文献综述进行概括和评述。第 3 章：理论基础及假设提出。本部分通过对相关理论(契约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梳理分析，并阐释了这些理论与本文的联系，为本文的假设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通过理论推演提出本文假设。第 4 章：实证研究设计。本部分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搜集相关数据，并进行数据筛选以得到本文样本，在此基础上选取本文所有变量的刻画方式，并对其进行定义和说明，最后构建了本文的多元回归模型。第 5 章：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本部分应用相关统计软件对全样本数据进行了缩尾等统计方法处理，然后对两个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行描述和分析。第 6 章：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本部分在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结合我国当下制度环境和经济背景尝试性的提出了一些建议，最后列示了本文不足和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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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 预算卸责

语言学中对卸责的解释是寻找借口来推卸责任，经济学中所认为的卸责是个体对其行为的不负责任。Schatzberg & Stevens(2004)指出，预算松弛会发生在预算管理的全过程，由此引出预算卸责的概念，即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偷懒、不努力以及不承担应有责任的行为。高严(2010)依据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指出预算卸责是预算下级在履行与预算上级所签订的合同时，不尽力及推卸责任的行为，它会引起企业运行效率下降，以及激励、监督成本的上升，并且对预算过程的有效性也会造成损害。预算卸责从本质上讲，属于发生在事后的私下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一种道德风险问题，也是一种代理问题(郑石桥和王建军，2008)。宋岩(2006)把预算卸责的产生归因于预算责任人与企业的目标不一致而导致的。Jeffrey & Douglas (2004)指出，在执行过程中预算责任人会产生不尽力或不努力的利己行为，而这种行为就是预算卸责的本质。高严(2017)认为预算卸责存在两种本质，其一就是代理人的事后特征，其二是代理人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不易察觉，具有“隐蔽性”。刘浩等(2015)从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两个角度入手对预算执行松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预算执行松弛是预算责任人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减少自己预算要素的投入的行为，其本质是预算下级的私利行为。Chow et al.(1988)认为，在预算编制完成之后的预算执行过程中会存在两种预算卸责形式，即不尽力和消极应付。高严等(2011)在总结国内外预算卸责研究的基础上，把预算卸责的形式综合概括为以下几种：第一，当管理者能够完成预算目标时，仅是照着刚开始制定的预算目标来执行预算，并不会超过预算目标；第二，当管理者不能完成预算目标时，管理者并不是想办法或者更加努力的工作以完成预算目标，而是以一种消极的心态来对待预算目标；第三，“避重就轻”，当预算目标制定完成后，如果公司的预算目标是由许多个子目标一起组成时，预算责任人会选择对自身来说能够轻易完成的目标，而避免较难完成的目标，并把能完成但较难完成的预算目标归因于外部环境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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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愿业绩预告与预算卸责

与西方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不同，我国的业绩预告制度带有强制披露特征，具体表现为企业业绩出现亏损、业绩发生大幅上升或下降超过 50%以及业绩扭亏为盈等情况必须定期进行业绩预告，而未满足上述三种条件的上市公司可以自愿选择是否进行业绩预告(宋云玲等，2011)。依据自愿信息披露理论，西方研究学者提出了管理层盈余预测的五种动机，包括企业融资需求越高、管理者能力越大、法律诉讼成本越高、企业私有权成本越低，管理层越有动机发布盈余预测信息(Baginski et al.，2002；Francis et al.，2005；Wang，2007；Healy & Palepu，2010)。而自愿盈利预测的披露也确实给予了公司及管理者正向的回报，例如降低了融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体现了管理者的自身能力并获得了市场声誉、降低了诉讼成本等(Verrecchia，2001；Hirst et al.，2008)。国内学者对盈利预测动机的研究较少，张宗新等(2005)通过构建自愿信息披露指数，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3 三年期间自愿业绩披露的动机并得出结论，大公司以及存在外资股份的上市公司，其管理者更注重声誉和核心竞争力，往往会更有动机进行自愿披露。张然和张鹏(2011)基于自愿信息披露理论，并结合我国所特有的转轨经济背景发现，相较于西方管理者盈利预测动机，我国上市公司及管理者存在三种自愿业绩预告动机，分别是资本市场交易动机、管理者股票收益动机以及管理者能力信号传递动机。其研究结论为，企业融资需求高、管理者与企业利益协同度高的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动机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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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13

3.1 理论基础.............13

3.1.1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 13

3.1.2 委托代理理论与契约成本理论...... 14

3.2 假设提出.............15

3.2.1 自愿业绩预告与预算卸责.............. 15

3.2.2 所有权性质、自愿业绩预告与预算卸责.............. 16

4.实证研究设计............18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18

4.1.1 数据来源...... 18

4.1.2 样本选取...... 18

4.2 变量选择.............18

4.3 多元回归模型.....22

5.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23

5.1 描述性统计.........23

5.2 相关性检验.........25

5.3 多元回归分析.....27

5.4 稳健性检验.........30

 

5.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本文在进行实证检验前，对我国上市公司 2013-2015 三年总的预算披露情况以及我国总的年度业绩预告分布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详见表 5-1。从表 5-1 中的预算披露情况来看，2013 至 2015 三年期间披露预算数的上市公司在逐年增多，2013 年披露预算的企业共 681 家，2014 年披露预算数的公司共 757 家，2015年披露预算的公司共 801 家。从披露预算的企业所有权性质上看，我国国有企业更加注重预算的制定和披露，2013 年至 2015 年间进行预算披露的公司共 2239 家，其中国有企业多达 1498 家。从表 5-1 中的业绩预告分布情况来看，2013-2015 三年期间披露强制预告的公司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42.07%，而自愿披露只占了上市公司总数的 21.72%，由此可见，自愿业绩预告作为我国盈利预测信息的重要来源，并没有得到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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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利用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13 年至 2015 年的预算卸责等数据，检验了自愿业绩预告和预算卸责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描述性统计中的 SHIRK 的均值超过了 50%，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管理者是存在预算卸责行为的，这可能是由于上市公司企业管理者依据前三季度的销售情况，预计当年预算目标能够提前完成时，为了获得更多闲暇时间和个人私利，且为了在下一会计年度能制定一个较低的预算目标，管理者会在第四季度出现消极怠工的行为；或者说明管理者预计当年预算目标不可能完成时，便听之任之，进而不会尽全力去完成预算目标。从上述现象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预算卸责行为。第二，通过样本数据可以发现约有 21%的样本公司发布了自愿业绩预告，而约有41%的样本公司发布了强制业绩预告，由此说明我国自愿业绩预告并未受到很好的重视。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信息使用者对盈利预测等信息的需求愈加急切，仅依赖强制披露政策下的盈利预测信息很难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胃口。第三，信息不对称是预算卸责产生的客观条件，而自愿业绩预告可以起到信息传递者的作用，随着信息在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良好传递，自愿业绩预告起到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从而对管理者预算卸责行为产生了抑制作用。并且自愿业绩预告能够使信息市场的帕累托改进得以实现，而自愿业绩预告所传递出的信号能够体现管理者自身的能力以及在市场中获得声誉，从预算责任人个体行为上甚至说从根本上抑制了管理者预算卸责等私利行为的出现。因此，我国自愿性质的业绩预告能够有效抑制管理者的预算卸责行为。第四，本文通过加入所有权性质和自愿业绩预告的交乘项，来验证自愿业绩预告和预算卸责在所有权性质不同的情况下，二者的相关关系是否会发生改变。研究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企业中，自愿性质的业绩预告与预算卸责的的负相关关系要强于在国有企业中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自愿业绩预告所包含的信息能在股东和管理层之间进行更好的信息传递，信息不对称得到了更好的缓解，以及进行自愿业绩预告的企业和管理者能在投资者关注的作用下更好的体现自身的能力，并且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声誉，从而对预算卸责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自愿业绩预告对管理者预算卸责行为的抑制作用会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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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