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论文，财务管理术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资本的融通(筹资)和经营中现金流量(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管理。（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财务论文，供大家参考。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中崭露头角，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也随之受到关注。女性以谨慎、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规避风险的偏好为自身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研究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由此，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性别多样化对公司发展带来的影响。然而，虽然女性就业比例日渐提高，但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社会潜意识对女性的能力有所怀疑，使得女性在治理层和管理层中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Adams 和 Flynn（2005）[1]对全球女性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进行了调查，发现主要发达国家女性董事比例不超过15%，其中美国为 13.6%（2003 年最大的 500 家公司）、英国为 8.6%（2003 年英国排名前 100 名公司）、澳大利亚为 8.4%，日本仅为 3.0%。祝继高等（2012）[2]统计了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女性董事的比例，统计结果显示，从 2004 年的 9.99%提高到了 2009 年的 11%，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市公司女性担任董事长的比例仅为 4%。近年来，董事会中女性比例较低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一些国家甚至通过出台法律提高女性在董事会中的任职比例。在挪威，从 2008 年 1 月起，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比例达到 40%，否则将面临解散[3]；意大利通过相关法律，要求在 2015 年前将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女性任职的比例由 6%提高至 33%；丹麦、芬兰、希腊、奥地利等欧盟成员国已经通过相关立法明确规定本国国有企业女性董事的比例[4]。中国也颁布了类似的文件，《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分别要求“国有企业要积极探索在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等决策、管理层发挥妇女民主参与的新形式，提高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女性比例”和“企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逐步提高”，但并未对女性董事的比例做出强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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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证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典型的谨慎、保守和规避风险等性格特征（Croson，2009；喻微锋，2014）[7][8]，上述女性特征可以增强董事会的治理效率（Nielsen，2010；傅鸿震，2016）[9][10]。董事会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最终责任主体，因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女性董事任职会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一定影响。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内部控制作为规范化、流程化的制度安排，如果其本身已非常健全并得到了有效执行，则人的因素（包括性别）对其有效性不应产生影响。那么，女性董事究竟是否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如有，女性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如何？不同高管权力下女性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就以上问题作出回答。研究结论对正确认识女性在董事会中的作用，充分提高董事会的治理效率，并进一步丰富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2.2 研究意义
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关于女性董事在公司治理中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全面地审视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把相关理论与女性董事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分析相结合，阐述女性董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女性在董事会中的作用，提高董事会的治理效率。同时，从性别角度进一步探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实践中，实证检验女性董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公司合理确定董事会性别结构、合理安排女性董事任职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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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关于女性董事管理特征及其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文献综述
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先天性差异导致女性董事与男性董事在对待工作和风险的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对待工作态度方面，Fondas 和 Sassalos（2000）[11]指出，女性更加重视作为董事的职责，因此她们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履行工作职责。Huse 和 Solberg（2006）[12]指出，女性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能够提高董事会会议效率。此外，女性董事的工作态度能够对董事会的决策过程带来积极影响。在对待风险态度方面，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更为保守和谨慎，更加规避风险。原因有二：一是生理差异。Zuckerman（1994）[13]指出，单胺氧化酶是影响风险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女性体内单胺氧化酶的水平高于男性，女性更倾向于规避风险。Hersch（1996）[15]认为，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寿命更长，采取保守和谨慎的决策会降低损失；二是为社会文化差异（Felton 等，2003）[16]。Slovic（1996）[17]指出，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给予不同的期望，而男性应承担更多的风险。LaBorde Witt（1994）[14]认为，女性更加规避风险是由于社会更多的赋予女性而非男性承担抚育下一代的责任。学者们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金融决策分析中，表明女性在对待风险方面更为谨慎和保守，更倾向于规避风险。Watson 和 McNaughton（2007）[18]通过对澳大利亚大学的个人退休投资调查，发现女性投资更为谨慎和保守。Powell 和 Ansic（1997）[19]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金融决策环境中，男性和女性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女性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张琨和杨丹（2013）[20]研究表明，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由于女性更倾向于采取保守和稳健的投资策略，更能提高公司绩效。李世刚（2014）[21]研究表明，提高女性董事比例，可显著降低管理者过度自信，从而降低对内部融资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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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献综述
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对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深入，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宏观层面，如公司治理和经营特征等，近年来，学者将视角逐步转向“人”这一微观层面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学术界对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研究结果较为丰富，结论不一。对于所有者因素，赵晓铃和李夏妮（2015）[38]通过选取深市主板信息披露考评为优秀和差的 67家上市公司样本，实证结果表明，股东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控股股东性质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无关。刘启亮等（2013）[39]以 2007-2009 年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相对较差，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之间则没有明显差异。宋宝燕（2013）[40]研究了股权集中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发现股权集中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消极影响。对于所有者因素，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可能由于样本选择的差异。对于治理层因素，学者们还研究了董事会特征（包含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设立等）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其中，董事会规模是学者们研究董事会治理中最古老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测量指标，具有一定规模是董事会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王红秀和黄政（2014）[41]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倒U 型关系，适度的董事会规模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王兵和张丽琴（2015）[42]研究表明，内部审计机构的规模与内部控制质量无显著关系，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专业能力与内部控制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在经营特征方面，朱荣恩等（2004）[43]认为，公司所处行业和规模均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金融行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优于其他行业；规模较大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优于规模较小公司。周川楣（2015）[44]认为，经营复杂程度越高的企业，内部控制风险也越大，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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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11
3.1 概念界定.......11
3.1.1 内部控制有效性..........11
3.1.2 高管权力...........11
3.2 理论分析.......13
4 女性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实证检验.......18
4.1 女性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总体影响..........18
4.2 进一步研究..............27
4.2.1 不同制度环境下女性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27
4.2.2 不同权力下女性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30
4.3 不同高管权力下女性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33
4.3.1 研究假设...........33
4.3.2 回归结果分析..............33
4.4 实证结果与讨论......34
5 研究结论与展望..............36
5.1 研究结论.......36
5.2 对策建议.......37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37
4 女性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实证检验
4.1 女性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总体影响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在面临复杂的经营环境时，会受到个人认知能力局限的影响，难以对问题全面了解和把握，即使是可观察范围内的现象，也只能选择性地了解，因此，高管的个人特质，如价值观和认知因素（包括性别、学历和年龄等）决定了其对信息的理解能力和对问题的处理能力，进而影响到高管的战略选择和公司的经营发展。依据该理论，女性特有的性格特征会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女性董事保守、谨慎和风险规避的性格特征会对内部控制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三个内部控制目标产生积极的影响。（1）合规性。公司可能因为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证监会或交易所的处罚。由前文可知，女性更倾向于风险规避，更加重视作为董事会成员的职责，为了保护董事会的声誉资本，避免诉讼案件，女性加入董事会能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减少经营者的财务舞弊和公司的违规行为。公司的违法违规是反映内部控制合规的代表性指标，张横峰（2014）[61]研究表明，女性董事比例与公司违规处罚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女性董事的加入可以抑制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2）资产安全。资产安全是为了防止资产的流失。衡量上市公司资产是否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是否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即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资产安全性要求公司在安排好到期债务的同时，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来保持正常经营。李欣欣（2015）[79]的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对现金流更加敏感，表明女性能够对公司资产安全产生积极作用。（3）财务报告。财务报告是投资者和债权人等了解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渠道，其真实完整是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之一。加强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提高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Peni 和 Vahamaa（2010）[80]研究发现，由于女性的风险规避偏好，女性董事比例与财务报告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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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采用归纳演绎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就董事会中女性任职对内部控制有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首先对女性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进行理论上的归纳与演绎，然后通过对我国 2012-2016 年 A 股主板上市公司的 6489 个观测值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女性董事比例较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公司 2012-2016 年女性董事平均比例为 12.68%，董事长为女性的平均比例仅为 4.48%，表明我国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较低，女性董事在公司治理的参与度有待提高。原因可能有：第一，女性董事的优势尚未得到有效证实。我国在公司治理理念方面的研究滞后于发达国家，在董事会特征尤其是董事会性别特征的研究尚未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女性董事能否利用自身独有的特质改善公司治理这一问题尚不明确。第二，女性自身障碍。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赵兰香表示，30-40 岁之间是形成男女在事业上差异的时间段，在正值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倾向于照顾家庭，把家庭责任放在第一位，成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抚育下一代和赡养老人等耗费女性较多精力，导致与男性的竞争机会形成差距，发展机会也相应变少。但研究发现，2012-2016 年我国 A 股主板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比例呈逐年上市趋势，说明目前我国女性逐渐突破传统观点，在职场中崭露头角，为公司治理产生积极影响。
（2）总体上女性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无关。进一步分析，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内部控制属于制度约束，属于“法制”而非“人制”，若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完善，性别难以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影响；但在女性有发挥作用空间时，则董事会成员性别、性格等人的因素将发挥作用，此时女性董事能够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会产生积极影响；第二，女性董事未被赋予实权。研究发现，女性担任董事长能够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因此，要使女性能够充分发挥其特质，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首先要赋予她们实权（比如担任董事长），使其能够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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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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