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素质指标设计和经济学分析

 

第一章 绪论

 

1.1问题的提出和问题背景

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历程就是农民群体逐渐萎缩的过程。在 H·蒙德拉斯的故乡法国，作为欧洲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农民比重已经下降到 8%，而对于一些发达的非农业生产大国，农民比重甚至下降到 2%，即便是在农村地区，农民也只能是一小部分了。规律性的事情总是很难违背，相似的过程也在我国发生着，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似乎对农民的消失充满自信。伴随着这种转变，农民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耕作者，又有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农场法人，面对这种差异，许多社会学家和 H·蒙德拉斯一样产生了一个疑问——究竟一个“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是什么样子的。在《农民的终结》中有上世纪 50 年代对农民的访谈，农民普遍对“不辞劳苦”有高度赞扬，认为一个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应该具有三个条件：大量的土地、牲畜、力气。显然，这三个条件含有农民对自身认知的偏颇，更不符合现代人对优秀农民的评价，而且人力资本中最为重要的教育素质被遗漏了。本着治贫先治愚的基本思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民教育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投资，农民接受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等各级正规教育的比例显著上升，同时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也大幅增加，那么这些指标的提高与农民状况的改善具有怎样的关系？而且一个优秀农民的教育素质不能够仅仅用学历、职称等来反映，那么如何更全面的反映一个农民的素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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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背景

建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户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另一方面，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全面控制了农村各生产要素，并且通过“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1]，为重工业发展进行资本积累，以实现以赶超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2]。由于大部分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农业失去了发展的资本基础，但是农村人口不断膨胀，产生劳动力驱动型的农业发展。农业劳动力不断增加，客观上也加深了农业生产的内卷化程度，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几乎为零，劳动力对其他农业生产要素的替代效应非常明显，这也导致农村机械化发展缓慢，农药使用较少，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停滞也导致了农民科技素质提升失去意义。改革开放后，农业改革率先发力，国家提高了农业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收入增加；同时，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向轻工业转移，由于轻工业比重工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加上国家放松了农民进城的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大幅流动。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但是由于城市边际要素收益远大于农村边际要素收益，三大农业生产要素全部向城市净流出，这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农业生产固有的要素结构[3]。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农民外出务工的作用下，农民收入显著提高，所产生的收入效应提高了农民对石油化工类生产资料的购买能力；同时，农业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石油化工类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在农业收入效应和替代作用的影响下，农业生产发生了显著改变：一是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二是化肥使用量大幅提升。由于机械和化肥等石油化工类工业产品对劳动力替代作用，这种农业生产替代效应引发诱致性技术进步，同时也增加了农民对科技知识和技能的需求。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农民素质的提升，即使在农业三要素大量外流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生产仍然基本保持了连续上涨的局面，与之对应的是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所付出的代价是农产品农药残留过高和农村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严重污染，这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纵观上世纪 50 年的农业发展历程，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农民、农业始终处于发展的弱势地位，农业资源总是通过行政或市场不断流出，产生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夺感[4]。“三农”形势愈加恶化，监利乡党委书记李昌平 2000 年在给总理的一封信中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三农问题由此引发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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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农民

在农民的相关研究中，农村人口、农业人口、农业户籍人口是经常与农民相混淆的三个概念。农村人口是指居住在农村的居民；农业人口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和家庭成员；农业户籍人口又称农业户口是我国户籍制度下的人口划分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户籍身份[13]。在计划经济阶段，一般把拥有农业户口的人称为农民，农民的自由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不允许流动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当时农村居民、农业人口、农业户籍人口的内涵和外延是基本一致的，即他们所指的对象是同一群人，并且被广泛接受[14]。随着国家取消了对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虽然农业户籍被保留下来，但是它所指的对象出现很大的分化，很多拥有农业户籍的人长期工作和居住在城市，而且户籍制度成为改革的对象，所以不宜再用它来描述人口的概念。孟继民（1991）通过中国农民与人口构成关系简图把中国人口划分为农村人口和市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村镇人口，而农业人口又包括农民和家庭成员，农民只是农业人口的一部分，农业人口又是农村人口的一部分，三者是不同的[15]。张义（1994）把从事农业生产作为农民的核心概念，并且对兼业农民、农民工、乡镇企业农民等进行了细分说明[16]。从近些年关于农民一些新的概念如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等可以看出，农民按照职业划分越来越受到学者的认可。而且农民概念的定义不仅要具有逻辑的自洽性，而且要与农民统计的范围一致，否则统计数据就不能拿来所用。因此，作者将农民定义为完全从事农业或农业兼业的劳动者（未参加工作的农民子女不论是学前儿童还是正在上学均不算农民）。对于农民企业家、古代的农民起义军、农民领袖等有农民前缀的名词，农民是作为一种修饰来显示他曾经做过什么，而非他现在是什么，显然农民企业家是企业家、农民起义军是起义军、农民领袖是领袖，只不过他们以前是农民，不可混为一谈。对于农民工、农民歌手、农民诗人等有农民前缀的名词，如果他是务农兼务工、歌手、诗人等，那么他仍是农民；如果完全放弃务农，那么就不是农民了（以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超过一年外出务工则不在统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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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素质指标和相关指标的比较

在经济学中主要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区分宏观和微观。如果研究的对象为经济整体特征就是宏观研究，美国经济学家 E·夏皮罗（E·Shapiro）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如果研究对象为个体特征就是微观研究，比如家庭、消费者、厂商等。在教育经济领域的研究中一般也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区分宏观和微观的，赵世奎（2009）以博士教育为例阐释了宏观教育和微观教育的差别，他认为宏观教育质量要在教育总体的规模、结构、质量等方面满足和适应经济社会的人才需求，而微观教育质量要体系教育产品（受教育者）的素质、能力等方面对职业需求的满足和适应[22]。在教育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中通常使用的宏观教育指标有识字率、小学毕业率、初中教育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大学教育率等，可以看出这些指标都是反映受教育者的整体特征的变量；通常出现的教育素质微观指标有学习成绩、好奇心、动手能力等，可以看出这些指标都是反映受教育者的个体特征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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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民教育宏观指标分析.....13

3.1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13

3.1.1 数据来源与处理....13

3.1.2 初步统计分析........14

3.2 模型设计......14

3.3 各指标和收入的长期关系...........16

3.4 指标间的长期均衡关系....20

3.4.1 长期均衡分析........20

3.4.2 基于永续盘存法的推算..............21

3.5 指标间的短期影响分析....22

第四章 农民教育微观指标设计和计量....29

4.1 指标设计......30

4.1.1 指标设计原则........30

4.1.2 农民素质要求........31

4.1.3 指标内容.....32

4.2 基于 AHP 群体决策的指标权重计算方法.........35

4.3 指标权重......38

4.4 指标分析......39

4.3 制度激励方面........41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42

5.1 研究结论......42

5.2 研究不足......43

5.3 研究展望......43

 

第四章 农民教育微观指标设计和计量

 

受教育程度和素质之间具有关联性，但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告诉我们即便同一教育水平的不同的农民，他们所具有的素质也是千差万别的，同时也存在高教育水平和低农业生产素质、低教育水平和高农业生产素质的农民，显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学历对其进行准确的评判，那么就需要对农民教育素质进行指标性划分[38]。农民和其他职业从业这一样，都是某一领域的专业从业人员，其他职业往往都具有该职业的资格证书，这种资格证书意味着此人的职业素质已经合格，具有从业的能力。农民作为农业的从业人员，却一直没有相关的职业认证，这可能是考虑到农民素质普遍较低，或者即便不具有相应的职业素质也不能够剥夺其务农的权利。而国外农业发达国家，则普遍具有农业资格考核制度，只有具备农民资格证书的人才能够从事农业经营。我国虽然不具备全部农民资格认证的条件，但是近些年的趋势看，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开展以后，以朱启臻为代表农民教育学者提出要建立“门槛”制的农民资格认证制度[39]，而且各地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证基本实行了“门槛”审核制。可以说，未来农民职业资格认证将是必然的发展方向[40]，对于如何认证，尤其是教育素质如何认证是一个重要难题，搞清农民职业究竟需要哪些素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时期，面临着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和农民素质较低的矛盾，提高农民素质早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共识。众多对农民素质的研究结果认为我国农民素质与发达国家农民素质、与我国现代化农业要求都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却缺乏具体的、有实践价值的决策建议[41]。农民素质是一个抽象的内容，农民素质的研究要想与教育理论、教育政策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获得更准确的理论指导和更大的实践价值，则需要把抽象模糊的农民素质通过建立素质指标的方式，分解为具体的、可测量的统计指标。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主要在宏观方面针对农民整体素质的素质指标进行研究，而没有在微观个体层面素质指标的研究。这就导致对农民素质体系和农民培育系统的主要特征缺乏清晰认识，许多微观问题很难做出准确的回答，究竟什么是农民素质？如何评价农民素质？农民教育的重点是什么？现代化农民要有什么样的教育素质？从农民素质评价到农民教育的内容设计等诸多问题都需要针对农民微观个体的素质指标，而且我国农民培育正面临着教育质量低、培养效果不显著等问题，这是宏观层面的农民素质指标体系无法解决的。本文从农业现代化视角，以教育学理论为基础，设计了农民微观素质指标，采用改进的群体决策层次分析法，计算了指标权重，对我国农民培育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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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农民教育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教育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其根本在于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农民与市民的教育差距、农民素质与职业农民素质要求的差距都是长期存在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农民教育即关系到农业的良性发展，又被寄托了改善农民收入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期望。本文在梳理了农民教育的相关理论和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农民教育的宏观指标。农民教育的宏观指标是给定的，而且多种多样，但是正如其他学者和本文的实证结论一样，并不是每一个宏观指标都是可以作为反映农民生活水平的合适的教育变量。本文共分析了农民的小学受教育率、义务教育率、高中教育率、大学教育率和农民职业培训率，在五个反映农民教育的宏观变量中，只有高中教育率、农民职业培训率与农民收入具有相关性，那么使用其他三个作为反映农民状况的宏观变量是不恰当的，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劳动力市场存在“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劳动能力高而且教育水平高的人更有可能离开农村向城市迁移，而对于接受过高水平教育但实际能力差的人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只能继续务农，因此，大学教育率并没有表现出与收入之间的良好相关性。同时，如果教育收益率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在变量间在长期可能就不具备良好的协整关系，本文假设农民义务教育率与教育规模线性具有线性关系，自变量进行教育收益率的分析，结果显示义务教育收益率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下降，该结果与内生增长理论所认为的教育边际收益率递增不同，而是非常符合工作竞争理论，虽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正相关的，但是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实证计量结果却总是有所不同。其次，本文对农民微观素质指标进行设计和分析，与宏观指标不同，微观指标旨在从个体角度对农民的各项职业素质进行指标化划分，这些微观指标需要人为设计，然后通过权重计算的方式分析各个指标内容的重要性。为了保证指标设计的客观性，本文使用文献提取的方法明确农民素质的要求和内容，然后以家庭农场主和农民研究员为调研对象，而且调研的家庭农场主具有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和较大的土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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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