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范围
从遗址的保存状况来看，园子沟遗址保存最好，老虎山遗址次之，这两个遗址均有较为明确的地层关系和遗迹现象，为老虎山文化的分期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西白玉、板城、面坡和大庙坡遗址破坏较为严重，未能经过大规模发掘，因此只能通过与老虎山、园子沟两个遗址的陶器比较来尝试推断这些单位的早晚关系。
陶器是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发现数量较多，变化最为敏感的遗物，老虎山文化发现的陶器数量多，特征较为明显，是进行文化分期和文化性质讨论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将以老虎山文化的陶器为视角，从典型遗址出发，讨论典型陶器的演变过程，建立老虎山文化的分期框架，并与周邻地区考古学遗存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明确老虎山文化的文化性质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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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简史
发掘者田广金将老虎山遗址分为两期，两期遗存均跨入了庙底沟二期龙山文化阶段，认为其是早期龙山文化另一新的类型[1]。崔璇也同意此种分期方法，认为老虎山早期遗存属于龙山早期，晚期遗存中出现了甗，自然也标志着鬲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已经进入龙山晚期阶段[2]。随着内蒙古地区田野工作的进展，研究者们开始探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和年代关系问题[3]。田广金认为老虎山一、二期遗存，晚于这一地区阿善三期遗存，早于大口一期早段遗存，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阶段。老虎山一、二期遗存衔接较为紧密，地方文化因素明显，器物组合及特征更多的接近于河北北部和山西地区的同期文化[4]。
1985 年以来，田广金等人又相继对岱海周围的西白玉、面坡和大庙坡遗址进行了调查，在 1986 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园子沟遗址和板城遗址。1986 年至1989 年，郭素新主持对园子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野资料。同时，内蒙古考古所还对西白玉、面坡和板城遗址进行了探查和发掘，并进一步调查了大庙坡遗址。
90 年代，关于老虎山文化的研究在发展序列和文化谱系以外，又涉及到了石城聚落、环境考古等方面。张忠培、关强在《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研究》一文中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将老虎山遗址分为两期三组，并根据两期的器物形态分析其文化因素的来源，认为花边口沿罐主要是吸收了阿善文化侈沿折肩罐的影响而产生的，而“五花大绑”式的带鋬斝和直壁缸可能是中原或晋中方面的因素[4]。许永杰、卜工在《三北地区龙山文化研究》一文中，将晋中北、桑干河流域、陕北及内蒙古中南部黄河两岸地区统称为三北地区，这一地区自进入龙山时代的早期晚段以后，考古学面貌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以双鋬陶器为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这里得到长期而稳定的发展，并提出将三北地区龙山时代遗存命名为“游邀文化”[5]。田广金从岱海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生态环境变化这两个剖面入手，对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谱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老虎山文化是在海生不浪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吸收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由尖底瓶发展的斝—斝式鬲谱系又发展成永兴店—白草塔三期遗存，并进一步探讨了考古学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6]。崔璇、田广金以及魏坚等人对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石城的特征、性质和年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魏坚认为岱海地区的老虎山遗址等同类遗存，与准格尔旗永兴店、白草塔三期同类遗存存在较大差异，二者应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龙山阶段两支独立发展的考古学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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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陶器分期研究
第一节 典型遗址陶器分析和阶段划分
一、老虎山遗址
“五花大绑”式的直壁缸是老虎山文化发现较多且较为典型的器物之一，但结合整个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遗址来看，直壁缸出土的完整器较少，不同遗址之间存在差异。仅就老虎山遗址而言，直壁缸口径从 10cm~40cm 不等，从中可见这种器物的大小存在很大差异，应该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但由于标本过于残破且发表数量较少，各类型又难以进行分式。然而直壁缸多残留口沿部分，通过比较发现，直壁缸口沿周边贴加的附加堆纹多少呈现出与所出地层相关的趋势，较早的地层和单位出土的直壁缸口沿部位的附加堆纹周数较多，多为 3~4 周，例如Ⅴ区④层出土的直壁缸 T510④：16、T511④：32 和 T511④：10；较晚的地层和单位出土的直壁缸附加堆纹周数较少，多为 1~2 周，例如Ⅲ区③层直壁缸T303③：3、Ⅵ区②层 T602②：37、T602②：2 和 T621②：3 等。Ⅱ区③层下直壁缸 F7：1 是老虎山遗址发现为数很少的完整器之一，侈口方唇，口沿外依次贴加 3 周附加堆纹，外壁绳纹上贴加依次交叉叠压的附加堆纹，下腹斜弧内收，小平底，腹中部贴加双鸡冠状鋬耳。Ⅰ区④层直壁缸 T103④：1，体型很小，口径仅有 6.3cm，高 10.3cm，平方唇，直口微敛，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口沿外亦有三周附加堆纹，外壁篮纹上贴交叉叠压的附加堆纹，中腹贴双鸡冠耳，整体形态与 F7：1 较为接近。结合二者各自的层位关系和口沿部位的附加堆纹推测，T103④：1 和 F7：1 应都属于老虎山遗址的较早阶段，与《老虎山》中一段的④层单位大体同时。因此，老虎山遗址一段还应包括Ⅰ区④层和 F7 这两个单位。
《老虎山》一文中认为绳纹罐 F52：2 从发展序列上看位于 T621④：14 与F27：2 之间，故 F52 应介于二、三段之间。但结合与 F52：2 同出的绳纹罐 F52：1 来看，老虎山遗址这一类绳纹罐的发展趋势应是口沿逐渐变短，溜肩变为折肩，最大径由上腹部移到肩部，肩部逐渐突出。演变规律应为 T621④：14→F27：2→F52：2，因此 F52 也应划为老虎山遗址三段单位，并且晚于 F27。此外，老虎山遗址还出土了两件泥质敛口瓮，F26：3，敛口，方唇圆肩，中腹斜直，下腹微折，平底内凹，外壁中腹饰两周三角形刻划纹饰带，下饰右斜篮纹。F46：1与之相类似，口沿外有两个圆形穿孔，腹部残缺。关于出敛口瓮单位的年代，可以从 F46 中出土的素面夹砂罐 F46：2 来推测，F46：2 与三段素面夹砂罐 F2：4形态较为相似，均为尖圆唇，微折沿，溜肩鼓腹，年代也应比较接近，因此，饰有刻划纹的敛口瓮也应当属于较晚阶段。根据对上述两种陶器的比较，还可以把F52、F26 和 F46 视为三段单位。（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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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老虎山文化分期研究
一、典型遗址建立的分期标尺
老虎山遗址和园子沟遗址层位关系明确，出土陶器丰富，虽然具体的器物类型和形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两个遗址陶器的种类基本一致，一些陶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存在共性。因此，可以将这两个典型遗址存在共性的陶器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以此建立老虎山文化的分期标尺。(图 2.3）园子沟遗址 F3035 出土了一件大口尊 F3035：12，尖唇，平沿，上腹内凹，中腹略鼓，平底，外壁上部压光，与老虎山遗址Ⅴ区④层大口尊 T511④：15 极为相似。而老虎山遗址Ⅴ区④层的钵 T510④：23，圆唇，敛口，折腹位置偏上，外壁上部压光，下部拍印斜篮纹，与园子沟 F2023：6 较为相似。园子沟遗址 F3035出土的钵型豆 F3035：15，深折腹，与老虎山遗址的钵型豆 T305④：3 亦有相似之处。从上节论述中可以得知，老虎山遗址④层所包含的单位和遗物属于老虎山遗址的一段，而园子沟遗址 F3035 和 F2023 也属于其一段的单位，因此这两个遗址的第一阶段可大致对应。
老虎山遗址二段的绳纹罐 T621③：12 与园子沟遗址 F3026：9 口部及肩部形态较为相似，均为圆唇，花边口，圆肩，粗绳纹。老虎山遗址③层的弧腹斜腹盆T610③：5，与园子沟遗址二段 F2006 所出的 B 型斜腹盆 F2006：2，形制、材质及尺寸都极为接近，方唇，斜弧腹，外壁拍印竖篮纹，仅 F2006：2 多有一对鸡冠状鋬耳，两个遗址的第二阶段也可大致对应。老虎山遗址三段的大口瓮 F2：2 与园子沟遗址三段 F3034：8，均为方唇，敛口，斜弧腹，平底略凹，外贴双鸡冠状鋬耳，形制相近。老虎山遗址三段的素面夹砂罐 F46：2 与园子沟遗址 F3039：9 也较为相似，均为尖圆唇，侈口，溜肩，圆腹。另外在两个遗址发现的所有豆的残件中，均仅在三段发现了高圈足的豆柄，老虎山遗址 Y3：7 与园子沟遗址F3022：9 圈足均为尖圆唇，外有贴边，外壁压光，极为相似。由此推测，老虎山遗址与园子沟遗址的二、三阶段也可分别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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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关问题的讨论......................................26
第一节 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比较.........................26
一、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26
二、晋中地区和忻州盆地.....................................29
三、冀西北地区.............................................34
第四章 结 语...............................................40
第三章 相关问题的讨论
通过前文对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遗址陶器分期的研究，对这一文化的陶器特征和文化内涵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老虎山文化究竟是仅限于岱海之滨的老虎山遗址等同类遗存还是可以延伸至整个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和冀西北地区，还需要将老虎山文化与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比较，明确它们之间的相对年代，进而对文化关系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再对老虎山文化的绝对年代以及文化发展源流等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节 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比较
一、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阿善遗址位于内蒙古包头地区，遗址共有五个地层，发掘者将二、三两层的文化遗存称为阿善三期文化，并区分为早、晚两段[1]，随后提出将其定名为阿善文化[2]。关于阿善文化的内涵以及与老虎山文化的关系问题，许多学者对其进行过讨论。崔璇认为阿善三期文化与白泥窑子第三种文化的内容和特征大体相同，是同一种文化，年代似乎早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亦早于老虎山文化[3]。张忠培、关强认为阿善文化可划分为阿善遗址③组、白泥窑子遗址 LH3 组为代表的一期和阿善 H19 组、白泥窑子 CF3 组为代表的二期一段以及阿善②组、白泥窑子 L③组为代表的二期二段。其中阿善文化二期二段遗存与老虎山遗址④组、大口遗址⑥组遗存大体同时，并且后者受到了阿善文化因素的影响[4]。田广金认为阿善三期早段遗存属于海生不浪文化阿善类型，阿善三期晚段遗存为老虎山文化在包头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但这类遗存的文化内涵是海生不浪阿善类型的延伸，不宜另行命名[5]。
从文化面貌来看，阿善三期文化早段房址多为方形半地穴式或有槽沟结构的地面建筑，晚段房子多为地面石筑墙壁，居住区周围筑有石围墙。两段陶器均以泥质灰色篮纹陶与磨光陶为主，黑陶和褐陶次之。常见连点刺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不见三足、圈足和圜底器。典型陶器是浅腹与深腹的折腹钵，颈部有附加堆纹的敛口双耳瓮，上腹内收的单耳罐、侈口折沿盆和篮纹鼓腹罐等。阿善三期文化的泥质折腹钵、鼓腹罐、单耳罐等陶器特征与阿善二期文化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加上二者房址和窖穴的形状、生产工具、生业方式的相同特点，可以认定它们同属一个文化系统。这与老虎山文化的窑洞式房址、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素面夹砂罐占据主导地位等文化面貌具有明显的差异，虽然同有石筑围墙和折腹钵、夹砂罐等相似特征，但二者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大差异。从总体上看，阿善三期文化早于老虎山文化，前者的晚期阶段与老虎山文化早期年代上可能略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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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 语
老虎山文化最为典型的陶器为素面夹砂罐，也是这一文化区别于周边地区其他文化遗存最重要的特征。老虎山文化的素面夹砂罐数量较多，约占陶器总数的20%，以园子沟遗址出土最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园子沟遗址保存状况最好，素面夹砂罐得以完整保存，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园子沟地理位置偏东，最靠近盛产素面陶器的庙子沟类型。在龙山时代早期，整个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等地都未有发现与老虎山文化素面夹砂罐相似的器物类型，由此推测，这种双耳的素面夹砂罐可能与仰韶晚期黄旗海地区的庙子沟类型的双耳罐有所关联，但二者年代相差较大，陶器质地也有所差异，中间的缺环似乎还需要更多的发现来填补和证明。龙山时代，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以及冀西北等地是双鋬鬲遗存高度盛行的地区，因此，老虎山文化中发现的单把釜形斝和双鋬斝式鬲成为探讨鬲的起源的重要线索之一。但其实老虎山文化中发现的斝或斝式鬲的数量很少，只占陶器总数的 5%左右，从出土单位的相对年代及斝的形制来看，双鋬斝式鬲的出现应晚于单把釜形斝，老虎山文化早期就有釜形斝出现，而到了晚期二段才出现双鋬斝式鬲。关于老虎山文化单把釜形斝的来源，应与仰韶晚期的尖底瓶关联不大，但它也不同于中原地区典型的无耳釜形斝，目前在内蒙古中南部及周边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中还没有找到这种单耳斝可能的来源，因此还不能做出可靠的推测。而老虎山晚期出土的双鋬斝式鬲，双鋬手均为侧装，与晋中地区的杏花文化的双鋬鬲遗存较为相似，鉴于老虎山文化中发现的这种双鋬斝式鬲数量极少，与早期的单把釜形斝也有所差异，因此推测它的出现可能是受到周边地区双鋬鬲遗存因素的影响。杏花村文化早期与老虎山文化晚期阶段大体同时，杏花村早期遗存中单把鬲、高领尊等器物受到了老虎山文化的部分影响，说明两个文化之间存在文化交流，或许老虎山文化的双鋬斝式鬲也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受到了杏花文化双鋬鬲的影响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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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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