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带来举世瞩目的经济领域成就，但是我国企业却在发展形成的“物质化”怪圈中付出了牺牲环境、诚信、平等的巨大代价。例如，奶粉中参杂三聚氰胺；肉类中添加苏丹红和瘦肉精；汽车轮胎中参杂“返炼胶”；方便面被爆出使用“馊水油”和“饲料油”事件，使得人们对方便面望而生畏；有名电商售卖假货，非法购买、泄露用户信息；公司大股东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利益输送，虚假披露信息；以及全国多个地区城市出现雾霾情况，生态环境堪忧。因此，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简称 CSR）逐渐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讨论由来已久。2006 年 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了首个由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方发布的 CSR 披露规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及信息披露提出了要求。这一指引是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方发布的首个 CSR 披露规范。2011 年中国社科院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出社会责任指的是从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等四个方面评价 CSR 发展水平。这些不同的公司监管机构又陆续颁布了若干修改意见，使得社会责任这一问题逐步清晰，也使得公司意识到社会责任对公司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些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不起作用，原因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但契约传统淡薄的国度，伦理文化因素在企业经营中无处不在，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十分强调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在 CSR 中的作用，基于此，我国的企业家群体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践行社会责任的价值理念、心理结构和行事方式。但在当前学术研究中非正式制度是目前被忽略的 CSR 管理变量，不考虑中国文化背景，忽视非正式制度对 CSR 管理的作用，而简单根据西方的社会责任研究及出台的各种社会责任契约或标准，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另一方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才是中国 CSR 变迁的发展路径，缺乏与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相融合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发挥深层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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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目前关于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公司行为的研究，除美国外极少有国家从事。在中国展开传统文化与公司行为的研究，本人认为具有独特的意义。首先，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传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传统文化的规制和戒律，对人们生活和企业员工特别是管理层的个人行为和决策产生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因此宗教传统与公司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清晰的分析和解读上市公司一系列决策行为和契约安排的前因后果。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并且影响非常广泛。中国地域辽阔，历史上各地区经历了大一统和诸侯割据，发展成了各教派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比那些地域范围较小、宗教传统文化趋同的国家，在中国探讨这一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可以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互作用机制。第三，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正式制度不尽完善，各地区发展不一，在这样一个国家探讨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是否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以及影响有无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之前研究（McGuire et al.，2012，Callen et al.，2011 等）的补充。
二、现实意义
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于有限理性人在遭遇道德困境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已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亚洲除了少数学者探讨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传统宗教文化公司治理效应（Audretsch，2007；Ramasamy，2010）外，其他亚洲国家对这一话题探讨少之又少，这与亚洲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个人宗教文化信仰数据难以取得并且无法有效地衡量。外文文献多数采用公司所在地区宗教场所数量来衡量公司宗教信仰氛围浓郁程度，用国别、地区层面差异来作为文化差异的衡量标准。本文采用公司层面的传统文化数据，以国内影响力比较大的寺庙、孔庙文庙、道观与公司注册地距离来衡量公司受传统宗教以及文化思想的影响程度。这种方法是比较可行并且对传统文化的衡量比较准确。另一方面，Hilary and Hui（2009）指出宗教信仰与公司行为之间有着难以理清的因果关系，导致非常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究竟是由于受到强烈宗教信仰环境影响导致公司行为，还是公司的行为方式吸引了那些有特定信仰的人?在西方国家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可能很难得到解决，但由于中国居民受“落叶归根”等恋乡思想的影响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人口流动性要比西方国家低很多，利用中国数据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效降低由上述内生性问题导致实证结果失真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展现宗教传统与公司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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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展
经济学教授 Bowen 被誉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1953 年他撰写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开启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在此之后，CSR 理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和突破。目前研究所关注的 CSR 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内涵和外延的新拓展
从 Carroll（1999）中我们可以知道，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开始发展。并且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人们仍用“Social responsibility ofbusinessman(商人的社会责任)”来表述企业社会责任,而不是“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 （CSR）”。Sheldon（1924）提出了 CSR 概念，而 AdolfBerle 与 E.Merrick Dodd 这两名著名美国公司法学家也在 1932 年对“企业是否应该服务社会”进行了经典的辩论。Bowen（1953）最早系统性地对 CSR 进行定义：商人的社会责任是指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所期望的来制定决策、进行决策。在此之后，大量关于 CSR 的研究（Carroll，1979；CED，1971 等）都提出了自己对社会责任的定义，可惜的是，几乎每个人对 CSR 的定义都互不相同：有些人认为 CSR 就是法律责任，有些人则认为是社会伦理道德，很多人则简单地认为 CSR等同于慈善捐款，等等。Johnson（1971）对 CSR 涉及利益相关者、长期利润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等四种观点进行了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也对 CSR 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PeterDrucker（1984）认为承担社会责任并非是一种损失，它可以与盈利兼容，从而转化为商业机会和利润。Jones（1980）则提出，CSR 必须具有两个关键特征：自愿和与利益相关者有关。但根据 Carroll and Shabana（2010）指出，就 CSR 的定义已经很少有研究能够提出创新性的观点，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原因在于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实证研究，并且扩展到了商业伦理、利益相关者理论、可持续发展等众多相关问题的研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社会”的理解、社会责任的负责方、应该优先处理的问题、资源如何优化分配等问题，仍然未得到确定的解答，这方面的研究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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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文化环境对公司行为影响研究进展
一、传统文化环境对公司作用机理研究
首先，传统文化环境会影响信仰者遵循的规则。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称之为“代理问题”。Alex W. H. Chan et al.（2012）运用 Hofstede的文化维度将企业文化环境分为四个纬度，并且研究发现企业所处的外部文化环境，能够影响管理者道德感知，从而影响公司治理。认为在不同地区道德感知是决定公司治理的决定因素。Grullon（2010）研究公司总部所处的宗教环境如何影响企业文化从而影响企业行为，认为公司不道德行为反应了地方性的文化。并不是所有的公司管理层都会做不道德的行为，是因为这些公司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以及阻止这种行为的企业文化和规则，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可以建立这种文化，究其原因是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文化。Benjamin（2010）认为不同宗教对信徒的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宗教身份认同感与伦理道德经济行为的影响也存在差异。Akerlof（2000）的研究显示某个社会中认可并遵循某一行为规范的人越多，社会中的个人遵循这一规范所受到的激励程度就越高。
第二，传统文化环境会减轻信徒利己的心态。Xingqiang du（2012）研究了宗教传统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发现宗教传统显著促进中国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行为。Jae-eunkim（2009）研究发现青年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会影响他们的道德情感以及做出有道德的行为决策。
第三，传统文化环境会影响信徒对待风险的态度。Dyreng et al.（2012）研究发现公司所在地区宗教信仰程度对社会规范的影响与财务报告激进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宗教影响会提高经理人对财务报告成本的敏感度，阻止激进的财务报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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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 12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 12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理论 .............................................. 13
第四章 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17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17
第二节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 20
第五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25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25
第二节 实证结果 ............................................... 27
第五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对主要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不同公司的 M-CSR 履行度标准差差别较小，证明这部分社会责任的履行在企业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差别较小。而自愿性性社会责任标准差的差别较大，表明了不同公司的 V-CSR 履行程度存在差别。上市公司方圆 100、200、300 公里范围内全国重点寺庙、道观、孔庙、文庙的数量（cul_100；cul_200；cul_300）,最小为 0 家，最大为 59 家，也表明公司之间受传统文化环境影响的程度差别是巨大的；cul_100 中位数为 21，说明具有良好的正态性，是对传统文化强度较好的刻画变量。资产规模（Size）采用公司年末资产的自然对数，所以变量的标准差较小，均值为 21.72.。资产负债率（Lev）平均值为0.46，整体负债水平适当，偿债能力尚可，但最大值超过 1，说明部分公司存在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均值为 0.19，而标准差为0.53，比均值高出 3 倍左右，说明上市公司整体发展速度较快。从女性高管比例的最大值只有 0.44，最小值是 0，平均值只有 0.14，可以看出我国在性别上的区别对待存在普遍性。我国两权分离的平均值为 0.22，证明我国上市公司两职合一现象并不严重。独立董事人数（Indn）人数最少为 0，最大为 19，不同公司之间差别较大。
从相关系数表来看，V-CSR 与传统文化环境强度 cul_200、cul_300 是正相关关系，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M-CSR 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暂时不显著，结果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提供了初步证据。M-CSR 和 V-CSR 与产权性质 state 都是显著负相关，表明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更加偏好承担部分社会责任，初步验证假设 2。上述为单变量分析结果，更加全面的结论有待于多元回归的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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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第一节 结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善恶到头终有报”等这些文化传统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决策中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本文以 2008-2014 年间的中国证券市场深沪上市公司为样本，针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包括了企业传统文化环境这一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首先，研究发现，传统文化环境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显著正面的影响。这是由于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对人们的行为更具有无声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是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并且带有惯性的。在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强调人们自律、心存善意，关怀天下苍生，要尊重自然规律，促进社会和谐，这些文化的相互交融发展，形成了中华人民所独具有的道德良知。这些思想与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观和社会责任观不谋而合。而在商品经济环境里，理性人在受利益驱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这些相应的“社会人”“道德人”理念则会呼唤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使企业发展与社会和谐能够达到良性互动局面。
其次传统文化环境对自愿性 CSR 承担的影响受到产权性质的约束作用。M-CSR 属于基础性社会责任建设，相对于本次研究的上市公司来说，经济基础都已经达到较高的标准，受产权性质的影响不大。而对于 V-CSR 来说，一方面受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割裂，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制性质，在国家安全等方面承担着无法衡量的特殊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许多资源仍在政府的垄断中，国有企业具有独特优势去享受这些稀缺资源。企业则需要通过社会责任表现来获取政府控制下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或出于政治寻租的考虑，需要权衡成本与收益，承担更多的捐赠类 CSR。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严格的审批程序、受政府干预程度大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自主性和能动性都不如非国有制企业。在一些特殊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可以根据环境，快速做出决策，并且这种决策往往受文化信仰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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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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